上海解放初期四次物价风波.docVIP

上海解放初期四次物价风波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曾经历了四次物价上涨风波，一次比一次猛烈，对上海民生以及经济恢复与建设，乃至对全国的物价稳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然而，掌握政权不久的新中国政府，以国计民生为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基本降服了自国民党统治以来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经受住了历史性考验。六十年过去了，重温这一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经济领域中那惊心动魄的气息。 第一次物价风波 1949年元旦过后，天津、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绝对胜利。然而在经济领域中，延续了十余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并没有随着国民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而自行中止。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几年里，国民党政府先后采取了以法币收兑中储券、开放黄金与外汇市场、实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全面管制金银外汇、冻结工资物价以及其他措施，但依然不能稳定业已失控的物价。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拼命搜刮黄金、美钞及重要物资运往台湾，包括诸多工商业者在内的广大市民为了争取生存和准备应变，也不得不卷入抢购狂潮，物价的畸形涨势愈演愈烈。据资料统计，1948年9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34598.7，但到了1949年5月已涨至1212200000，短短九个月指数上涨了35036倍；米价更是不可思议地飙升，从每石金圆券3725元涨至1.75亿元，上涨47069倍。在极度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中，上海的金融物价混乱不堪，市场人心尽失。 然而，面对如此经济乱象，就在上海解放的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便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并按1：10万的比率收兑金圆券。由于金圆券自发行以来飞速贬值，早已成为废纸，因而收兑工作非常顺利，七天时间收兑的金圆券数额已占其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但是，当时上海市场上实际流通的主要通货并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长期生活在恶性通货膨胀环境中的上海市民，早已形成重物轻币心理，许多市民手中并不留存人民币，领到人民币就去购存商品或干脆先换成银元再购买商品，人民币出现回流现象。与此同时，各种投机势力利用一切机会抢购、套购物资，囤积居奇，试图通过银元涨风，引起整个市场物价波动，既可获取暴利，又可向人民政权施加压力。 位于南京东路南侧汉口路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当时大楼内已有2000多部自动内线电话，还专设有对外的直线电话，每天数千人聚集在那里，公开进行银元投机。1949年5月30日，银元每元尚折合人民币650元，6月4日猛涨至1100元。银元价格的波动，直接推动了物价全面上升，5月27日之后的十三天中，上海物价总水平竟上涨2.7倍以上。为此，《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对银元投机者发出严厉的警告，银元价格一度回落。然而两三天后，银元投机者又大肆活跃起来，6月8日晚，银元价格已涨到2000元以上。除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半公开的银元投机场所外，更多的银元小贩则散布在大街小巷，据估计到6月8日晚已达4万多人，叮叮咚咚的银元敲击声不绝于耳。猖獗的银元投机严重影响着各种交易的正常进行，人民币应有的唯一合法通货地位受到挑战。 从全国范围来看，稳定金融物价，是当时已经解放了的各大中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上海是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稳定上海，恢复上海的经济，对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6月4日和5日，华东财经委员会、上海市委先后向中央发电，汇报上海的严峻态势，并决定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行动，获得批准。10日上午9点，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遣公安部队一个营，迅速包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一千多人被堵在里面。投机分子猝不及防，仓皇之中甚至把金条金砖塞进沙发里、抽水马桶水箱里、天花板夹层内等。经过军管会派公安部队逐个房间排查和清点，共搜缴1800多两金条，逮捕为首的20多个投机操纵者以及100多个主要投机分子。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禁金银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市民有储存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之后，为了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由中国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市民不必再用购买银元的方式来保存币值。 经过此次金融秩序的初步整顿，困扰上海市民多年的货币投机活动基本匿迹，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通货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整个物价也获得了短时期的稳定。平定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物价风波，也被称为“银元之战”，为以后上海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第二次物价风波 上海解放初期的市场物价状况，是多种因素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