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陶瓷器物看蜀都酒文化.docVIP

从出土陶瓷器物看蜀都酒文化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讲的是西汉时，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之间悲欢离合的一段爱情故事。这一流传千古的佳话，广为人知。但是，故事发生地临邛，自古是酒乡，而西蜀酒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就不是人所共知的了。 　　“蜀中自古多美酒”。至少在3000多年前，蜀人就能造酒了。举世闻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和成都市十二桥古蜀文化遗址、彭县竹瓦街商周窖藏、新都马家战国早期墓葬等都、都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四川各地出土的战国青铜壶、汉代画像砖等古代工艺品上的图像画面，给我们再现了一幅幅古代蜀人酿酒、沽酒、豪饮、欢宴的情景。1975年，成都西郊土桥曾家包东汉墓葬出土的石刻“酿酒”画像，刻画了酿酒作坊中投曲酿酒的场面，排列整齐的酿酒大陶缸有五个之多，右边有人赶着牛车正运粮而来，应是“地主庄园内酿酒的写照”。又如新都出土的酿酒画像砖，画面上不仅刻画了一妇一男在酒舍中酿酒卖酒的情形，还表现了两位酤酒者一人挑着两坛酒，另一人推着独轮车满载而去。还有彭县出土的“酒肆”画像砖与“羊尊酒肆”画像砖，同样表现了店主于酒肆内卖酒与酤酒者肩挑车载而去的热闹情景。此外，成都、广汉、新都等地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与“市集”画像砖。画面中亦有卖酒酤酒的情景。成都地区还出土了不少表现宴饮内容的画像，如郫县出土石棺上的“宴客乐舞杂技图”、成都羊子山一号汉墓出土画像砖上的“宴集图”等，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四川社会各阶层的饮酒生活习俗。巴蜀地区发现的为数众多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有不少酿酒、卖酒内容的图案，凤凰山西汉木椁墓还出土了两件表面写有“甘酒“字样的陶罐。据文献记载，这个时期的名酒有“巴乡清”、“酴酒”、“清酉票酒”、“郫筒酒”、“甘酒”等品种，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子佳人，当垆卖酒”的故事千古流传，当时人称“朝酤成都酒，暝数河间钱”，“成都酒”享誉天下。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巴蜀酒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阶段，“剑南之烧春”、“生春酒”、“锦江春”等蜀地佳酿成为进献朝廷的贡品，宋代成都酒业苛税数目更是位居全国之冠。“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诗人们饱含激情的浓墨蘸写，是对巴蜀酒文化高度发达的形象写照。 　　明清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位于“天府之国”中心地区的成都，因粮食丰收而大量余粮，为了将余粮转化为商品，除粮食大批外运销售之外，余粮加工转化为烤酒原料成为粮食商品化的重要途径。在此种背景之下，加之蜀都历来饮酒之风盛行，酒业生产获得巨大发展，酒肆遍布全城，酒类交易量极大。不仅成都自产酒销量大，外地名酒如泸州老窖、绵竹大曲、江津白干酒等在成都亦大量行销。 　　在四川考古发现的四川历代与酿酒、饮酒题材相关的文物极为丰富，在各个名酒所在地发现的酿酒遗址、老窖池、各种酒文物，更是充分反映了四川名酒的悠久历史文化与丰富内涵。水井街酒坊遗址的考古发现，再一次证明了四川悠久的酿酒历史和好饮风尚。 　　1998年，四川全兴集团对位于成都市老东门大桥外水井街的曲酒生产车间进行改造时，发现地下埋藏有古代酿酒作坊。1999年三四月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院的专家组成了专项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科学、系统的考古挖掘，证实此处是国内罕见的大型酒坊遗址。其历史源于元末明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水井街酒坊遗址已发现的面积约1700平方米，发掘面积280平方米。2000 年，水井街酒坊遗址的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9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水井街酒坊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井街酒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在中国传统酒文化的研究上获得了重大的收获，填补了我国古代酒坊遗址、酿酒工艺等方面的考古空白，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传统酒文化的研究内容。发掘的遗迹现象有晾堂3座，年代分属明代、清代和现代，酒窖8口，炉灶4 座、灰坑4个和路基、木柱、酿酒设备基座等。 　　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瓦片和瓷片，据考古专家以器物学说断代，部分是唐宋时期的瓷片，明清时期最多。瓷片、碗底留有很多大明年造、永乐年制、乾隆年制、天号陈、兴、王等等落款。并且还出土了大量陶瓷酒器、器型有碗、盘、钵、盆、杯、碟、勺、灯盏、缶、罐、壶、缸等。一般以餐饮、茶具为主。酒杯从大到小，数十个型号。大有茶缸口径，小有牛眼酒杯。这些瓷片品种繁多，器型复杂。连续几百年至千年的跨度，反映出该遗址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 　　水井街酒坊遗址是迄今为止出土发掘规模最大的酒坊遗址。在出土瓷片和酒器中，篆有“锦江春”字样的青花瓷片和青花“牛眼杯”特别引人注目。 　　宋代张名臣《酒名记》载：“成都府：忠臣堂、玉髓、锦江春、浣花堂”。“锦江春”在宋代已为成都名酒，产于成都市东门濯锦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