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博弈看《吾国与吾民》的中文回译.docVIP

从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博弈看《吾国与吾民》的中文回译 　　摘 要： 本文采用了描述、比较的手法对《吾国与吾民》的不同中译本进行了历时分析，从多元体系理论的角度对上世纪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体系和新时期文学体系进行了分析，解读了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客观地评析了两个中译本。 　　关键词： 《吾国与吾民》 多元体系 翻译文学 本土文学 中文回译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先生写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且先后至少有三种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现，但仍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对其中译本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是一些传统的印象式评论，诸如哪个译本更忠实、哪个译者更胜任之类。笔者将从一个新角度来关注该英文著作的中文回译，希望能够为完善林语堂研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并希望能为该书日后的复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多元体系理论概述 　　多元体系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一种文学翻译理论。该理论认为，一部翻译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翻译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而翻译文学系统又是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与其他系统有着各种联系。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中心地位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文学的传统规范；当它处于边缘地位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在前一种情况下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往往着重译文的“充分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采取的翻译策略则着重“可接受性”。一般情况下，原创文学（或称本土文学），由于其数量上和语言上的强势，往往占据文学体系的中心位置。但是，佐哈尔认为翻译在文学系统中也并不总是处于边缘地位，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或特定的阶段，它的地位会发生转化；翻译文学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可处于中心地位，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1）某一文学处于未成形发展的初期，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处于“年轻”阶段（即发展初期）；（2）某一文学（在一个大的相关文学群内）还处于“边缘”或处于“软弱”阶段或两者兼而有之；（3）某一文学处于转折时期、危机时期或出现文学真空时期。 　　下文将结合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翻译文学在我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文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并探究译者在翻译《吾国与吾民》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及其原因。本文研究的译本分别是《吾国与吾民》（1936年黄嘉德译）及《中国人》（1988年郝志东和沈益洪译）。由于两个译本的年代不同，而文学体系又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因此下文对抗日战争前夕（1927年―1937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6年―1989年）的中国文学体系加以分析。 　　二、1927―1937年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对《吾国与吾民》翻译策略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后，我国本土文学开始呈现繁荣的景象，各种文学体裁都得到了深入发展，各种文学社团活跃，各种文学思潮并存。特殊的时代背景致使很大一部分文人志士倡导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如左联），但并没有压制其它题材文学的发展，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艺术家在执着地追求艺术，他们或通过白话文或通过文言文表达自己对艺术的尊重和坚持，认为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像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他们通晓中西方文化，有很高的语言造诣，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品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财富。 　　如果说1927―1937年间中国本土文学是一条湍急的河流，那么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则是一条潺潺的小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曾经经历过一番繁荣，然而十多年后，翻译文学的发展逐渐平缓下来。进入三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本土文学的强大，翻译文学被边缘化了。在这一轮同翻译文学的博弈中，中国本土文学慢慢占据了中心位置，并形成了稳固的艺术模式与形式，而翻译文学相应地游弋到了系统的边缘地带。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文学很难再对本土文学乃至整个文学体系形成影响。中国本土文学开始设置其文学规范，而翻译文学则被这些本土的、固有的规范所束缚。此时，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从现有的二级模式中找一个适合该外来文学的模式，换句话说，译者要尽量把该外国文学本土化，使之适应于本国文学所设定的套路，化去外来文学所有的棱角，使之更好地融入到本国文学当中，所以此时所产生的是一个不充分的译文，可能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由此而产生的翻译文学行文流畅、自然，就像原本就是本国文学一样，没有“洋”味。因此，这样一个大环境迫使黄嘉德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尽量向目的国靠拢，保证译文的顺畅及通俗易懂。 　　三、1976―1989年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对《中国人》翻译策略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时期文学以纷繁的文学现象、自由而频繁的文学论争和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成果展现出自身独特的风采，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随着西方文学思想、理念及批评方法大量涌入，中国文学开始转型。文学从题材、主旨到手法、方法、风格都开始了全方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