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忧郁的“芦笛”到高亢的“号角”.docVIP

从忧郁的“芦笛”到高亢的“号角” 　　摘 要： 艾青的诗歌创作历程就像一首音调起伏的交响乐，有牢狱中忧郁的悲哀，有战前焦灼的期待，有战时高亢的号角，诗人在用诗篇记录下时代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自己在苦难中的成长历程。 　　关键词： 艾青 忧郁 焦灼 高亢 　　 　　纵观艾青的诗歌创作历程，就像一幅色彩变幻的风景画，更像一首音调起伏的交响乐，期间有沉郁的悲怆，有焦灼的期待，有对黑暗的诅咒，有对光明的歌唱，诗人在用笔记录下时代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成长历程。 　　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年代，政治局势日益恶劣，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诗人艾青来说，三十年代是他初步登上诗坛并逐步成熟的时代，也是他经历精神炼狱，诗风发生转变的时代。《大堰河―我的保姆》、《芦笛》、《复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等重要诗篇都产生在这一时期。从1932年7月到1935年10月，诗人经历了长达三年多的牢狱生活，虽然也写出了像《我的季候》这样带有忧郁色调的诗篇，但是身体上的苦难不但没有消磨掉诗人的意志，反而更坚定了他为争取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不懈歌唱与斗争的决心，《我爱这土地》、《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都是诗人在出狱后为抗战而发出的深情歌唱和号召。诗人秉承自己的艺术信仰和人生信念，与祖国和祖国的人民一起经受着时代的苦难，用最质朴的笔书写现实，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丑恶，呼唤光明，在《诗与时代》，艾青这样写道：“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１］苦难让诗人成长，也让诗人对苦难的反抗力度逐渐增加。诗人艾青经历了牢狱之苦、人世之苦后，逐步褪掉了诗作中忧郁的色调和焦灼的呼喊，开始用沉稳、高亢的号角召唤整个民族和人民勇敢反抗。 　　一 　　盼望着能到天边 　　去那盏灯的下面― 　　而天是比盼望更远的！ 　　虽然光的箭，已把距离 　　消灭到乌有的程度； 　　但怎么能使我的颤指， 　　轻轻的抚触一下 　　那盏灯的辉煌的前额呢？ 　　――艾青《灯》 　　这首诗是艾青在狱中所作，当诗人燃烧着反帝大同盟的热情，当“黎明穿上了白衣”，诗人在回国的船上远眺“那边”的人间，却发现“黑的河流，黑的天，在黑与黑之间，疏的，密的，无千万的灯光，看吧，那边是：永远在挣扎的人间”。诗人的心笼罩着阴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促使诗人参加了上海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而不幸被捕入狱，从此“与绘画绝了缘，就在狱中写诗”［２］。在铁窗里，诗人追忆着《大堰河―我的保姆》、《巴黎》、《马赛》和那彩色的欧罗巴的《芦笛》，“看夜的步伐比白日更要漫长，守望铁窗像嫌厌久了的辰光”，诗人的青春在流逝，再加上诗人入狱不久就得了肺病，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诗人的心情变得忧郁，诗人开始有了失望之感，在《路》一诗中，诗人写道：“走过了路灯的，又是黑暗的路”，而“苦涩的怀念”也成为了“瞬间即逝的泡影”，而那“不可却的抑郁”袭进了“少年的心头”。虽然狱中的生活阴暗而漫长，但诗人并不绝望，诗人向生活的海洋发出叫喊，“我从阴暗处，怅望着，白的亮的，波涛般跳跃着的宇宙”，诗人渴望着像海洋般波涛汹涌的世界和生活，诗人的忧郁和叫喊都源自他生命体验的极致痛苦，正像评论家所说：“艾青早期生命历程的坎坷与不幸，使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位诗人的忧郁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无病呻吟；他的忧郁的诗情，乃是流自他置身于黑暗苦难大地上的痛苦的生命情怀。在这痛苦的生命情怀中，积压着缺乏父母温情的淡漠清冷，漂泊异邦的孤独、艰辛与殖民地青年的耻辱，身陷囹圄的囚徒的悲苦，人世间苦难的不平，民族生存危机的忧患……”［3］。诗人的忧郁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欢，而是关乎到祖国和人民的苦难，即便是在抗战时期，当诗人在《复活的土地》中与自己的忧郁告别后，还是从《补衣妇》、《乞丐》、《手推车》等诗篇中看到诗人悲哀，就像诗人在《诗与时代》中所说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4］。诗人追求诗歌创作忠于时代，忠于真实，这就决定了诗人的诗作永远悲世人之所悲，痛世人之所痛。可以说艾青三十年代的大部分诗作都带有忧郁色调，直到诗人吹起召唤的号角。 　　狱中，艾青还创作了两部重要的作品：《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和《九百个》，这两部作品在艾青的早期诗歌创作中有着特殊意义，此后艾青在诗作和诗论中有不少处用到圣经故事和术语，也和此时的牢狱生活不无关联，而《九百个》则为艾青狱后投入民众，进行战斗奠定了基础。《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写了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当诗人写道耶稣被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