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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儿赤 　　八儿赤，或称八儿思赤，常作为一项职官名称出现于各类元代史料之中，但学界迄今未对之进行过专题研究，其来历和职能也尚未弄清。笔者想结合非汉文史料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八儿赤的词源及其含义 　　八儿赤一词，《元史》中仅一见，《元史·食货志》“岁赐”条目下记载:“八儿赤、不鲁古赤: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1284)，拨衡州路酃县六百户，计钞二十四锭。”这条史料表明八儿赤是一种职官。元代以“赤”结尾的职官多半是怯薛执事，这些怯薛执事的名称一般是由蒙古语名词加上表示职业的构词后缀“赤”(cˇi)构成，典型的有必闍赤、宝儿赤、云都赤等。若假定八儿赤同样来自蒙古语的话，按照元代的蒙汉对音规则，可将其读音粗拟为barcˇi，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蒙古语中的bars(虎)，而元人在汉译含有bars的名词时常将“s”省略，例如著名的barskl(即今之巴里坤)便被译作“八立浑”，此外，蒙哥合罕的女婿、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根据《释迦院碑》蒙文部分可知他的本名是barstge，因此，可以肯定八儿赤与八儿思赤是同一回事，其词根是bars。方龄贵先生便持这种看法，他认为:“蒙古语bars虎也。八儿赤，饲养虎之人也。” 　　然而在中国发现的元代八思巴字及畏兀-回鹘体蒙文文献中，我们找不到相应的例子来证实这种看法，也无从确定这个词的蒙文写法。幸运的是13～14世纪的蒙古人所统治的地域横跨欧亚，使我们得以在伊朗的一件伊利汗国文书中发现了这个词的本来面目。该文书为伊利汗不赛因(AbūSa#39;īd)于猴儿年(1320，回历720)发布的一道畏兀体蒙文令旨，原件现已残破不堪，分裂成8个残片保存在德黑兰博物馆，美国蒙古学家柯立夫对其进行了整理和释读。 　　在柯立夫排序第七的残片中出现了barsucˇin一词，该词位于残片第五行，紧随cˇeriguuml;d(军人每)、ilcˇin(使臣每)之后，与ibagamma;ucˇin(昔宝赤每)并列，表明它是一种职位，在去掉构词后缀cˇin(cˇi的复数形式)之后，其词干部分为barsu。而在蒙古语中，以辅音结尾的词干在缀接以辅音开头的构词后缀或其他词汇组成新词时，两者间常习惯垫连一个元音u/uuml;。以人们熟知的站赤为例，在伊利汗阿八哈兔儿年(1267或1279)颁发的蒙文乘驿文书中写作“Jˇamucˇi”，其复数形式在《元朝秘史》中的汉字音写为“札木臣”(Jˇamucˇin)，⑤词干Jˇam与构词后缀之间就出现了垫连元音u。又如16世纪初蒙古袄儿都司部首领赛那剌的本名，《蒙古源流》库伦本写作Barsubolod，而Barsu即bars之垫连了元音u的形式，上述两个例子足以表明barsucˇin一词是由词根bars与构词后缀cˇin之间添加了垫连元音所构成的。不过，有必要点明蒙古语里也允许barscˇi形式的存在，前述赛那剌的本名在《黄史》里即作Barsbolod，说明bars在缀接以辅音开头的构词后缀或其他词汇时也可以不垫连元音。综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八儿赤”即是蒙古语词“barsucˇi”或“barscˇi”的对音。 　　如同蒙文同时通行于元朝和伊利汗国一样，这个蒙古语词也进入了波斯语。德国学者德福(G.Doerfer)业已指出，波斯文史籍中的(brsī)是一个外来词，他在列举了该词的若干波斯文异写之后，援引了柯立夫对前件令旨的研究，显然赞同波斯文的brsī来自于蒙古语的barscˇi的看法。但以柯立夫和德福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八儿赤之解释却与方龄贵先生并不相同，柯立夫将barsucˇin译作“thosewhohuntwithcheetahs”(使用奇塔豹狩猎之人)，而德福则把brsī释为“Hof-Jagdgepardenwart”(宫廷猎豹饲养人)，二者都视八儿赤为与猎豹有关之人。 　　这种看法在波斯文史料中拥有强有力的证据，《史集》第三卷中明确记载八儿赤的职责是在各地捕获猎豹，然后再将猎豹运送到伊利汗宫廷里来。而汉文史料《元典章》中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史集》的佐证，其《走失铺马劄子》条云: 　　大德二年(1299)七月，湖广行省准中书省咨;刑部呈;准通政院关: 　　布伯告:“骑着铺马往懿州教豹子去时分，到大宁路门家庄村子，日头落了，兀剌赤塔察儿将驼驮马撇下，背着宣匣内盛放五疋铺马圣旨一道不见了。取了招伏，分付高州官司监着有。怎么生问的，官人每识者。”得此。施问间，又奉剌真平章钧旨，传奉圣旨:“那个失了的八儿赤每起铺马圣旨，若寻觅不见呵，兀剌赤塔察儿根底打九十七下者。” 　　结合上下文来看，圣旨中提到的八儿赤应当就是布伯，他自称“骑着铺马去懿州教豹子”，可见其日常使命之一就是训练豹子。结合豹猎盛行于元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