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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语名号分析清入关前后的文化倾向 　　“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的窗口。”经由语言，我们可以探讨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语名号是清代统治者赐予有功之臣的一种美称，主要包括赐号、谥号、年号等，满语名号作为语言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自然也具有上述功能。满语名号，既是满族社会组织、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也随着满族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不断演变。“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发展变化就不可能不在语言中有所表现。”名号本是对一个人一定时期内或一生功绩的总结，很显然是一种价值评价，另外，名号赐予者多为社会上层，他们的好恶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本文以满语名号在入关前后的阶段性变化为线索，借此来阐释满族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 　　一、清入关前崇尚蒙古族文化 　　女真人与蒙古族人犬牙交错而居，彼此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努尔哈赤以明代东北一酋长的身份统一东北一隅，为满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政策上明确实施联蒙之策略，自此后“善待蒙古，结为姻亲，联为羽翼，资彼之力，建立巩固的满蒙联盟，是后金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国策极大地促进了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使清入关前的文化浸染上蒙古族文化的特质，而这种文化倾向性在满语名号用字的借用和语义的变化中有充分的体现。 　　借词乃是民族间相互接触、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借用的词语，是民族间文化交往的活化石。“民族文化交流的先导是语言，没有语言和语言间的翻译就无法进行文化交流。语言的借入过程中也为译语一方带来了外族文化。”据笔者统计，清入关前的赐号主要借自蒙古语和蒙古族职官名称。 　　满语赐号借自蒙古语名号的主要有 cingbaturu( 青巴图鲁) 、guying baturu ( 古英巴图鲁) 、sˇongkoro baturu( 硕翁科罗巴图鲁) 、mergen( 墨尔根) 。cing baturu( 青巴图鲁) 中的 cing( 青) 借自蒙古语，义为“诚、诚心的”。mergen( 墨尔根) 也借自于蒙古语，义为“贤、智、贤明、睿、神射手”。guyeng baturu( 古英巴图鲁) 中的 guyeng( 古英) 借自蒙古语，义为( 马驴等牲畜眼上长的) “赘疣”。 　　满语赐号借自蒙古族职官名称的主要有 dar-han( 达 尔汉) 、baturu ( 巴图鲁) 、jinong ( 济农) 、joriktu( 卓礼克图) 。满语 darhan( 达尔汉) 系借自于蒙古语，义为“神圣的”。能得此赐号者，一般为“平民或奴隶因军功及其他勋劳而被主人解放之人，此种人可以免除徭役赋税，并享受一些特权”。jinong( 济农) 在《蒙汉大字典》中义为:古代蒙古封建贵族的称号之一，或写作吉农、吉囊; 统帅; 济农( 负责成吉思汗祭祀事务的人) 。满语 jinong( 济农) “借自于蒙古语，初用于明宣德八年，明人记载中写作吉能吉囊，专为蒙古王公的赐号。天聪二年( 1628) 四月，皇太极赐敖汉部额驸琐木诺杜棱号济农。康熙年间废弃”。 　　“东北女真地区从大蒙古国开始建立起就处于蒙古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明初的一段时间内明朝的势力推进到整个女真故地，但 15 世纪中期至 16 世纪中后期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女真各部或处于被蒙古征服( 如脱脱不花可汗时期) ，或在其政治压力下进行供赋( 如图们札萨克图汗时期)的状态，在政治和文化上难免不受蒙古的影响”。纵观 baturu( 巴图鲁) 赐号中的这些蒙古语借词，其词义主要集中在勇猛、果敢这一语义场中，这说明满族在与蒙古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主要吸纳了蒙古族骁勇善战的尚武文化因素。 　　满族作为狩猎民族与游牧的蒙古族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所以两个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天然有一定的相似性。不仅如此，在文字的创制方面，后金也主要依据蒙古文来创制满文，这是蒙古文化对满族文化影响巨大的的最好证明。而且相比较刚刚崛起的满族政权，蒙古族有着较强的军事实力，且与明朝也有矛盾，故在清入关以前，在政治、军事上都还要依靠蒙古王公贵族的支持。清初统治者为了拉拢这些人，便赐予他们蒙古语名号，由此可见，清代入关前在文化值取向上主要倾向于蒙古族文化。 　　对于蒙古族文化的重视也体现在满族初期统治者们对待其和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上。后金时期，统治者对蒙古文化的倾向性与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对儒学的体认甚浅，甚至有俘获儒生以后立即处死的极端行为”。清太宗皇太极认识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随着统治的需要，对儒学的态度才稍有改变。天聪三年( 1629) ，设立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