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记忆与意义探讨.docVIP

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记忆与意义探讨 走向田野，是目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可以使研究者亲身感受时代和区域特色，通过与当事者的交流，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并对历史形成再认识。进一步增强研究者的历史感，将那些原本僵死的、不变的历史转化为“活着的”（Living）、多彩的历史。然而，这种研究方式也有自身的局限。在民众叙述时，他们经常会认为只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亲耳听说的内容才是真历史，并希冀因此而改变传统的历史。诚然，亲历者有自身保存历史资料的优势，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比我们当下人更强烈、更真实，不过每个亲历者也不可能关注到事件的全部，也只是盲人摸象：“亲历者的记述至多是对历史的生动而有趣的描绘，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本身。”再者有些内容仅仅是推测、道听途说，些许不真实的情节亦充斥其间。对此，我们必须结合口述史的特点，从采访者、被访者的角度加以分析，才能逐渐清晰。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历史便与此相关。 一、作为历史的事件 关于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历史，各种史料都有提到，但都记载较略，《武乡县志》说：“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总部由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县马牧村，四月十四日转至义门村，四月二十日驻寨上村，五月二十三日向沁县转移。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总部又于潞城县北村移驻武乡砖壁村，同年十月十一日由砖壁移防王家峪村。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又由王家峪移回砖壁。十月十四日由砖壁村出发，路经武乡县的石瓮、栓马等地，于十一月四日到达辽县武军寺驻扎。”作为地方之史的《武乡县志》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基本上将总部移驻的时间地点做了介绍，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究。八路军总部进入武乡的时间就是如此，以下有几种说法兹以证明： 其一，王聚英认为：“1939年6月，总部先后进驻武乡砖壁村、王家峪村。1940年11月，总部进驻辽县的武军寺和麻田地区，直至抗战胜利。” 其二，义门村民李树鹏认为，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4月14日至4月20日进驻义门，并指挥了著名的长乐之战。只不过是在寨上开了长乐之战的庆功会。 其三，肖江河说，“从这个1939年的6月到了砖壁，大概是在6月十几号到了砖壁，到了1939年的11月，砖壁没水了”，才决定转到有水源的地方。 其四，李炳珍说，他们从北村出发到了屯留，又转上到了黎城，从黎城翻过太行山到了砖壁。我们村记得来的时候是6月，但是报刊上记载的是7月。 其五，李如瑾认为：“我八路军总部驻寨上的时间……实际应是1938年4月10日进驻寨上村到5月23日转战至沁县南支水村，再到潞城北村。”并通过大量论据进行了考证。 为何会产生这些分歧？因为历史在作为事件被叙述时，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会被如实记录，每一则史料、每一件事情，首先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被有意无意地筛选掉了，因为那个时代不需要这些，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忽然又对那些曾经被筛选掉的事件感兴趣了。因此要想写好历史，就要不断完善，而完善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再书写过程，也就是历史的建构过程。于是史家的能力、视域、道德素质都成为影响历史再书写的因素，这些都导致了历史的偏差。 在重新建构历史时，我们一方面要依靠历史文献的记载，一方面要依靠史家的逻辑推理能力，此外还要依靠民众的回忆。然而，口述的差异却很大，它与被采访者的心理、经历、受教育程度、记忆力的好坏、意识形态等有关，也与采访者的身份、目的以及外围的表现（诸如对被采访者的态度、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有关。因此，面对不同的采访者，当事人可能有不同的表述，同时，由于不同采访者的身份、目的、以及学识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最后写出的历史也不会完全一样，有时可能出现截然的反差。 对八路军总部驻地来说，由于那个时代特殊的环境，可能需要不停地转移，在某些地方可能只停留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十天，可能是半月，可能是一个月或稍多），许多文件也可能被销毁。当地人也没有当作重要事件加以记录，而随着总部驻地被重视，人们再一次叙述时，便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进行回忆，产生了分歧。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做出一般的叙述，而是要做出（这是我的说法--引者注）表达意义的叙述”。 二、记忆中的事件 在重构历史时，口述与记忆成为重要的方式，然而，不同的记忆之间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在八路军进驻武乡这件事上，众口不一的记忆内容为历史增添了鲜活的魅力，研究这些差异使得事件更加逼真，富有生活性。其实每种记忆都体现的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些内容进行综合之后才能选取一种通常的认识截面，最终形成基本的共识。 1. 记忆的内容。人的一生中要经历数不清的事件，能作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