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沌中苏醒：清末民初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解析.docVIP

从混沌中苏醒：清末民初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解析 　　身体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然而，身体本身却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物质的身体是相对稳定的：这一点正好与身体转向要求身体本身凝固下来以便身体话语能够依附在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上相吻合;另一方面，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则是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流动的。身体话语如何在这种稳定与流动之间寻求到合理的平衡点以便发起真正有效的反击?”这是身体史与文化史上一个长期纠结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身”一直作为“心”的附属，牢牢地被“心”所贬抑和控制着。鸦片战争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强国保种之道，大量自然科学书籍进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国门，对西方国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受启蒙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的影响，许多思想家对身体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主张身体平等和身体解放，希望通过提高个人身体素质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传统的身心观逐步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身”从“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一、身心一元论与身体实体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命题。且不论杨朱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极端贵身思想，其他先秦哲学家也大多主张身心一元论，对身体较为重视，《道德经》中有“故贵身于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之语，庄子提出了“无情”的观点，试图摆脱思想对身体的束缚。老、庄都希望身体回到“赤子”的原始状态，唯此才是最合于“道”的，才能“逍遥游”，这也就是身体的本体论。不过，老庄思想中已经存在着将身体虚化的苗头，他们所谈的身体并不是以骨骼、血管、肌肉、皮肤组成的物质实体，而更像是与山川、草木乃至宇宙本体在本质上相通的概念化的身体。孔子也是主张身心合一的，《论语》中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语。到了孟子，身、心二者有了显著分野，身成了阻碍心的发展所需要克服的东西：“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就是将身摆在了心的对立面，在身体的痛苦中才能“益”其心。后世思想家既接受了孟子以“心”为本位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同时又发展了老庄将“身”虚化的理论，使实体的“身”虚化成了“心”的附庸，修身只是克服欲望、保持健康的一种途径，其真正目的是通过不断自觉地对身体进行规训来“修心”，由此便导致了身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的缺席。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随着西方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引入，传统的身心观逐步向一元论与实体化的方向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并不是彻底的、一蹴而就的，许多思想家还在身心之辨中犹疑与挣扎，这正是晚清五四时期的特点所在。 　　(一)以身为本位的身心一元论的形成 　　以身为本位就是要尚独、尚私，重情、重欲，重视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传统身心观中最薄弱的一环。以身为本位的观念觉醒于戊戌维新时期，当时受西方影响更大的改良派思想家们开始关注并肯定身体的欲望，以康有为《大同书》最具代表性。它虽然成书较晚，但其基本思想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乃至更早，其核心观点是“去苦求乐”，主张重视并满足身体的快乐：“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人生在世全为快乐，“居处”“饮食”“舟车”“衣服”“器用”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去苦界至极乐”，男女之间快乐即合，不快乐则分。康有为这种以身体为本位、以快乐为目标的“大同”理想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惊世骇俗。然而，康有为的思想毕竟带有个案性，当时许多思想家还秉承以“心”为主导或者身心兼顾的理念，严复就认为：“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 　　以身体为本位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时期渐成规模。在这一时期，身体的欲望与意志力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尚独尚私的思想蔚然成风。“以知识为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声、色、香、味、触、法，而仁义即由嗜欲而起。”“有英人洛克者，谓健全之心意，宿于健全之身体，以此为教育之大眼目。”这也就是”心”宿于“身”、“身”决定“心”的“身本位”思想的雏形。王国维“而意志与身体，吾人实视为一物，故身体者，可谓之意志之客观化，即意志之入于知力之形式中者也”的身心一体思想，进一步瓦解了中国以“心”为本位的身心二元论传统。身本位的思想还衍生出了对“独”和“私”的尊重，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的极端贵身思想也不再是受到批判的对象：“今夫杨子为我之旨，不过曰个人独立，不求当世之名位货利，于不侵人自由之范围内，纵一己之欲。此不可斥之为无君明矣。”“且夫无国与无家孰急，则必曰家急;无家与无身孰急，则必曰身急。诚以国与家较，家其亲切焉者也;家与身较，身其尤亲切焉者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