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视野下论中国国民性与人的现代化.docVIP

从西方视野下论中国国民性与人的现代化 　　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于元朝随父、叔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回意大利后因参加威尼斯、热那亚战役被俘，在狱中口述见闻，由鲁斯蒂谦( Rustichello da Pisa)执笔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该游记使得众多的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16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1552-1610)在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来到中国，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以会通西学，传播天主教教义及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技术，带给了朝臣士大夫们的启迪。17至18世纪由于“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清康熙(1654-1722 )晚年至道光的禁教政策，闭关自守的结果致使昧于对西方的认知;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挟着船坚炮利的威势打开中国门户以后，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加入了世界体系，使得中国开始对列强的束缚加以反省，亚思从列强的压迫、宰制中解放出来。在受到“西方的冲击”与“传统的冲击”双重压力下，遂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全盘性的转换”。 　　所谓“国民性”，自当置放于“民族性”下来进行“国民性”反省;通过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对比，检视其中的世界观、伦理观等;在“民族性”下看“国民性”，其形成之多样性，如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生活习性等，都在在地受其影响。而所谓的“现代化”，不仅是着重于“现代”之时间意涵，同时亦应注意“化”的“空间”“时间”的双重意义。鲁迅(1881-1936)选择将知识分子带来的启蒙价值视为“一帖重药”，强调启蒙的重要性，但不代表他未意识到西方启蒙思潮的弊病，对中国民族所带来的伤害，而在《野草》中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既然都是虚妄，那为何不希望?化消极为积极，以医治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林语堂(1895-1976)则认为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此“老“大”两字有深意存焉;“老”是指有五千年的历史，“大”则意味着中国文化比他国能传播较大的领域;现代化应着眼于民族主义、文化血缘等表现在对“现代性”( modernity)的追求上，方具其意义。两位学者有如是之看法。 　　正如作者所言:该书确定以“国民性”的探讨作为研究人的现代化这一世纪主题的切入点，之所以将研究视域界定在18世纪西方的中国国民性思想;是因为藉由通过了解“他者”视野中的中国国民性，一方面，能进一步认识中国国民性之本体，以及形成这一本体之自然、社会、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形象贯穿西方现代历史叙事之始终，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认同，正是通过确立中国这一“他者”形象完成的。该书运用历史研究法将19世纪前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分为三个阶段:思想发韧时期的旅行家时代;思想演进时期的传教士时代和思想深化时期的思想家时代。以伦理分析法，将第三阶段即思想深化时期西方中国人论，置于18世纪的中国国民性之本体、中国国民性之现实本体、18世纪西方的现实需要等大系统中，对其进行局部剖析与整体概括的综合性研究。此一时期，西方的中国热扩大到思想界，启蒙思想家基于前期传教士等人对中国的印象，展开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想象发挥，形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即颂华派和贬华派。 　　以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等为代表的颂华派思想家认为:中国的开明君主制为国民形成良好的人格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伦理型文化则对仁慈、智慧的君主和温文尔雅、节制、正义和守德的中国国民性形成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与颂华派观点相反，以孟德斯鸿( Baronde Montesquieu 1689-1755)、狄德罗( Denis Diderot 1713-1784)等为代表的贬华派思想家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否定话语基础上，对中国国民的价值取向、性格特征均持以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对中国圣人与君王的理想人格特征进行贬斥，将中国国民的一般精神定位于“奴性”精神，认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国民主要表现为抱残守缺、缺乏诚信和虚伪愚蠢等人格特征。贬华派的中国国民性思想代表了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中国国民性思想的主流观点。 　　作者还认为:颂华派思想家从道德史观、唯理论的立场出发，阐述中国国民性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把中国人形象视为“道德的中国人”，目的在于为欧洲树立一个道德君王和道德国民之楷模;而贬华派则从进步史观和自由主义理论出发，批判和贬斥中国国民性，把中国人定位在“奴性的国民道德堕落的中国人”，其动机是为了证明欧洲人在种族、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褒扬和贬斥，其动机所包含的利用取向远远超过了研究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笔下的中国国民性并非是中国国民人格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