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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当代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Ginzhurg)曾在其《线索、迷思与历史学方法》( Clues } Myths }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一书中指出，不同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认知模式可被称之为“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征:面对难以量化的个案，必须高度重视“线索”，以便从中找出证据，作为推测的起点。金斯伯格认为，就其技艺而言，历史学家与侦探可谓极其相似的两个行当。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英国神探福尔摩斯，同时拥有成为一名优秀史家的条件:求知欲强、行事坚忍、善于观察、敏于推理。 　　刘禾教授以比较文学研究为主业，而当代比较文学呈现出很强的跨学科性，其本人亦高度重视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每每从学科“边界”出发，获取研究理论问题的独特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帝国的话语政治》，堪称一次重新书写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两大帝国关系史的尝试，将作者作为历史学者的一面展示给读书界。有趣的是，刘教授曾在一次访谈中言及:“从性格上，我也许是更适合搞侦探或者破译密码，因为我自小就有侦探情结;喜欢包」根问底，对各种符号、密码和线索都感兴趣。这一切都对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有帮助，因为做学术就是要刨根问底，把事情搞清楚。经过勾稽索隐、考订辩证，举凡摩斯电报码的帝国符号指涉、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帝国之间的礼物(《圣经》)馈赠、语法学著作以及殖民摄影，莫不被作者敏锐地捕捉。该书的写作耗费了作者十年心力，是其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长期“侦探”的结果。 　　该书首版于2004年，题为《帝国的冲突: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塑造》}3} ( The Clash Of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Making)。英文本与中译本在书名上的差异，值得我们关注。按照作者在“中文版后记”里的说法，中译本书名“在汉语的语境里，，“更能捕捉到本书的精神”。文明之间无所谓冲突可言，而历史上的大规模冲突多在帝国之间发生。如果要想读懂现代帝国，我们就必须将语言、战争、国际法、符号的技术发明以及异域性纳入同一历史进程加以思考。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言:帝国主义作为语词，己经大有帝国气势;殖民主义作为语词，似己殖民了我们的语言。帝国研究与(后)殖民研究在当代西方渐成显学，也成为中国研究的热门话题。我们且不论刘禾此书在多大意义上构成了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叙事的对抗，可以肯定的是，该书是一次具有强烈现实志向的“阅读帝国”的努力。 　　《帝国的话语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视角，进而丰富了我们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交流史的理解-这种历史己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或“全球史，，“中国”与现代世界均在重重微妙诡的“关系”中得到塑造。该书融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于一炉，尤其是延续了作者在《跨语际实践》等书中的一贯思路，从翻译的角度讨论比较文化背后的政治问题。作者从非常微观的“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问题入手，借助“衍指符号”(the Super-sign)分析汉字“夷”话语，以此为切入点探讨鸦片战争背后的大英帝国与清帝国的冲突问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关于“可译性”，有句意大利谚语说得好:”Traduttore } Traditore! “翻译者即背叛者!一切跨语言翻译或多或少都存在误读的可能，翻译活动遂成为一种“必要的恶”。而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指符号”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语词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它“扮演的是转喻思维的角色”。因此，了指符号”提供给我们丰富的启示或者误读的可能，并为“翻译政治”提供了空间。大英帝国与大清国之间的争端，曾经在19世纪将语言和翻译，置于有关名分、伤害以及统治权利等种种论争的中心地位，其引发的结果可以是致命的。 　　该书着力最深的“衍指符号”，当属“夷1 } bar-barian”。它不仅具有“以言表意”的陈述功能，同时还具备20世纪语言哲学“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所盛称的“以言行事”的力量。英国之所以抗议清王朝官方文书中出现的“夷”字，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字是“野蛮人”( barbarian)之意;而清廷官员则辩称，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只是习惯用法，并无轻蔑之意。刘禾稽考大量历史文本后发现，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贸易交流的翻译中，“夷”字只是对应英文`foreign”一词，指称“外国人”而己。从`foreign”到“barbarian “，从“外国人”到“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