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视角看《李尔王》的翻译.docVIP

从目的论视角看《李尔王》的翻译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悲伤和喜乐主题。其中，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思想非常丰富，他通过震撼人心的悲剧情节，表现了普通人性善恶交混的真实状态。他的悲剧《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自十九世纪以来 , 被后世称作“四大悲剧”, 不仅对于后来的作家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也给东西方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跨文化交流的出现使得莎剧的翻译工作开始，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主要语言并被四处表演。虽然直到晚清莎士比亚才被引入中国，但中国的学者和译者们为他作品的翻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李尔王》历来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伟大悲剧之一，该剧不仅有精彩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刻画，还有莎士比亚独有的人性洞察。在中国，关于该剧本出现了不下十个中文译本。本文将着重研究梁实秋，朱生豪，孙大雨这三人的译本，通过目的论来分析他们的目的并由此在翻译类型以及文本效果方面产生的异同和原因。 　　在这三人的译本中，梁实秋的译本具有散文的特色，他主要采用了异化和直译的方法。孙大雨的特点是带有节奏与韵律的诗体风格。朱生豪则是散文风格中兼具着诗意，他主要采用的是归化与意译的方法。风格特色的不同使他们拥有了一批各自的受众，译者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显然导致了这种差异，而这种选择则受到了他们翻译目的的左右。这篇论文将用功能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目的论来分析研究不同译者的翻译行为。目的论的主要观点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翻译方法是为所预期达到的不同翻译目的而服务。正因为不同译者想要达成各自的翻译目的，他们选择了相应的翻译技巧以导致最终迥异的译文风格。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应能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梁实秋经历了抗战时期，他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外国文学介绍进中国并鼓舞国人。除此之外，当时任职于翻译委员会的胡适是梁实秋的主要赞助人，而他是白话文的倡导者。赞助人的身份也因此影响了梁实秋的翻译目的，他故意将原文本翻译成白话文，一来响应了赞助人胡适的要求，二来也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和梁实秋一样，孙大雨也希望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启蒙大众，并且使当时还未成型的白话文更加重要。而且他打算再现原剧的诗体特色。基于这个宗旨，他试图在最大程度上再现原剧的风貌，尽可能使用异化的手法甚至直接在目的语中引用源语言。相对而言，朱生豪则没有受到太多来自赞助人的影响。他希望完成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翻译，但是达到一种他独有的效果，用他的原话来说，“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因而他主要采用了散文体和意译的方式以译出流畅的文本，再现原文精神。 　　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是目的论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 bull; 诺德提出的两大翻译策略，文献型翻译是原文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间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所做的“文献记录”。工具型翻译则是指译文要在译语文化里的一次新的交际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递工具。这样翻译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交际活动，所以要求译文根据自身的目的对原文做出调整。这三个译者相应地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为在功能上要适应于译语文化这一标准指导了译文的形式和体裁。而这个功能适应的决定者就是译者们，他们精通翻译行为，负责确保跨文化转移合理发生。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能够实现相应的文本效果。有些译者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够接受原滋原味的呈现方式，而有些译者又希望通过意译来实现原文所能产生的效果。在三个译者中，梁实秋和孙大雨都希望能再现原文的文本效果。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异化，直译以及文献型翻译。相比于梁实秋和孙大雨，朱生豪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类型，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在《李尔王》的翻译s中，朱生豪以译语文化为导向，大量采用了意译的方法。他的目的是给他的读者引起原文本在原文读者中的效果。 　　翻译目的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奈斯和弗米尔提出的翻译理论。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人类交际活动。三个译者在风格、语言、翻译策略以及方法上的不同都归因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根据翻译目的论，目的决定行为，翻译文本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正是由于不同的目的，他们三人采用了各异的翻译类型并产生了相应的文本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