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侯之颂到平民之颂.docVIP

从王侯之颂到平民之颂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上生成、在传统社会中经历长期而深厚积淀、活态传承到当下的文化样态。从乐的视角，受制于稍纵即逝的时空特性，许多历史上存在的现象我们不可能亲历与把握，但却可以将历史文献与当下活态存在相接通，以探求文化现象的“历史面貌”，这是所谓“回到历史现场”、进入“历史的田野”的意义。近期我们来到山西临县考察，在民间葬礼家祭仪式中感受到“颂”这种音声体裁形式的活态存在，不能不慨叹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真是应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挖掘与辨析，实地考察是接通传统不可或的有效手段 　　一、“乐语”-歌诗的意义 　　《周礼》“大司乐”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抵、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馨》、《大夏》、《大瘦 }},《大武》。”这是对乐整体表现的具象把握，可以分出不同层面。乐德应通过乐语和乐舞形态以表达;乐语为兴道、讽诵、言语，既能直接、清晰地表达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又非一般性语言，是与乐结合的规范性和艺术性表达，或称是音乐性的语言形态。所谓“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暖叹之;暖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郑玄注:“长言之，引其声也。”这种音乐性语言周人将其定为“诗”-在有语言明确性的意义上与乐相结合来兴道、讽诵、言语，与乐相结合即为“歌诗”，在大司乐之乐正辖制下由歌师承载，也是社会上人们广泛采用具有音乐性表现的情感表达形态。乐德在歌诗的意义上方能体现，礼乐中的歌诗在仪式中与经过编创的乐舞整合起来方具整体形态。礼乐是礼制仪式与乐的结合，而在乐中这乐语一一歌诗是为人们交流思想与情感的最直接方式。 　　中国历史上的礼乐形态，只有雅乐在三千年的历程中沿袭了这种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样态，由是形成礼乐之核心为用的意义，它种礼乐形态则在仪式中或歌，或乐，逐渐脱离了乐三位一体为用，诸如鼓吹乐。值得思考的是，歌诗为乐语，这乐语在礼乐最高形态中与乐舞共用，并与仪式相须，以此成为雅乐的有机构成，这是周公制礼作乐之时“六乐”的意义。依在下看来，乐语是将当时社会上固有的诗化音声形态一一歌诗用于礼乐之中。本来这六乐是当时多氏族与方国的仪式乐舞形态，歌诗融于其中。歌诗作为诗化音声形态可独立存在，在发展过程中因不同使用方式而被冠以新的名称，这些命名都应归在乐语一一歌诗类下，诸如孔子编纂之《诗》，所谓风雅颂者，都是歌诗或称乐语在不同使用场合以成不同类型。这体现出民间人士创造和专业人士创造与承载的双重意义。也就是说，作为具艺术性的歌诗，既可出自民间歌手，也在其时由专业人士不断提升，形成体裁与形式认同。所谓“歌师”者，以歌唱为职业，而这歌唱之内容即为歌诗，由于在多种专有场合广泛使用，依据不同使用场合形成不同风格，遂有多种命名，依类可归之于歌诗、所谓乐语的意义。 　　二、“颂”之初义一一祭祀仪式为用的歌诗形态 　　颂这种体裁应该在农耕时代部落氏族方国阶段已成，在天地之祭祀中感恩天地赐予，或称在感恩中产生了颂的体裁类型。当先民们有了礼之“三本”的概念，所谓天地与君师②，这颂的意义更是彰显，作为体裁类分概念的凸显应从文献加以认知。从相关记载看，“颂”一词的出现至迟为东周时期，《诗经》中有“周颂”、“鲁颂”、“商颂”，这是高端祭祀用乐体裁与类型的一种，《荀子·天论》卷十一有“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彰显自然与人类命运之交结。所谓“颂”，是为颂扬、颂赞。亦含敬畏、祝愿、祈福之意。诸如祖国颂，恭颂大安之类。颂作为与乐语相关的文体而存在，文字激扬、精炼，赞美意味浓郁。汉代以降这颂常与赞集合为用，所谓赞颂者，褒扬之意显著。《诗经》中颂与乐相须在高端祭祀仪式中为用，《诗经》“三颂”中有颂之内容。“周颂”是周王室之宗庙祭祀乐章，基本为西周中早期创制，主要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以及对祖先、天地、农神崇拜;四篇“鲁颂”描述贤德的鲁公事迹，从养马、宴臣、庆功、兴业建庙等角度加以把握，是对侯国君主励精图治的赞颂;至于“商颂”，既有对商族祖先成汤之颂赞，又有对商族后裔之宋襄公的颂赞，学界以为是宋人仿周颂而作，又可称之为宋颂。三颂中周颂产生的年代最早，且级别最高，属王室之颂。对成汤之商颂是后世为之。三颂既有王室为用，又有诸侯为用，可见颂在其时已成高端祭祀仪式中为用的体裁样式，运用广泛。颂在这一时段具有怎样的特征呢?颂在高端祭祀、群体性参与的仪式现场为用。从《诗经》“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墨孟》)的表述看，这颂为可诵、可弦、可歌、可舞的技艺形态。如此，颂以文字表述内容，以乐舞承载形成整体框架，在群体性高端祭祀仪式中为用。这种形态在祭祀仪式一一吉礼为用的同时也扩展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