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恶之花”分析.docVIP

中国的“恶之花”分析 　　以邵询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作家为代表，以狮吼社、幻社、绿社等社团为主要阵地的所谓“海派唯美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般认为，正是其鲜明的欲望化叙事和浓郁的颓废风格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并强化了后者的文学史存在。“海派唯美主义”由此被称为中国的“恶之花”。然而，通过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不难发现，在相当长时期内，包括“海派唯美主义”在内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述以及相关专题研究中都是缺席的，这里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因素(特别是新中国前30年)，但也存在学术认知上的缺陷，甚至在新时期的前20年，诸如以下论断仍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未出现过一个唯美主义流派和纯一的唯美派作家。这种理论空场终于由1997年出版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一颓废主义思潮研究》一书得以填补。该著凭借翔实的材料，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发生、蜕变直至消亡的过程，并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文学流派的审美图景和思想风貌，由此从根本上扭转了学界有关中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传统认知。虽然《美的偏至》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但如同我们所见，该著的主要贡献是从由宏大主题叙事(如启蒙、革命、救亡、阶级斗争等)和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叙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雄伟建筑群中清理出了唯美主义这一被遮蔽的文学院落，从而帮助我们逐渐接近完整、立体的文学史景象。但在此不得不问的是:为何唯美主义不管作为文学流派还是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最终都走向湮没或尘封的宿命?而当它们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对于重新认识、评价整个现代文学史、美学史的建筑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重审过程中，我们又应立足何种立场和视角?显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研究若只限于满足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意图是不够的，一种回到初始旨趣的自我检视尤其重要-是怎样一种问题意识激活了我们去重新鉴赏、思考这片被遗忘的唯美主义风景的动力和欲望?这已不单单属于文学史的职能，而更与当下的思想实践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美的偏至》尽管意识到上述问题，但并没有做出进一步阐述。正如作者所说，在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研究题域当中，许多“问题的重要性期待着严肃的学术关怀”，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对文学及其复杂关系的认识”。如果基于这样的期待来评价李雷的《审美现代性与都市唯美风-“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以下简称《审》)一书便可发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重审文学史和美学史的成功范例。它以最具唯美色彩的“海派唯美主义”作家群为研究对象，将历史阐述和现实视域相结合，并渗透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价值立场，从而对“海派唯美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内容、美学品格和价值特征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具完整性又颇富启发性的论述。 　　就《审》的取思路径来说，其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操作手段实在并不新鲜。作者认为要想获得关于“海派唯美主义”的历史面相和美学逻辑的相对客观的认知，“内外兼顾”的研究方式是必要的:“既要还原其生成的现代性文化场域，又需注重其文本自身，探究其内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用在作者看来，以往学界对于“海派唯美主义”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唯美主义的漠视或误解正是由于无法照看到其生成的特殊历史语境而采取一种盲目的价值独断主义的后果，也是因为这种根本上由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保守主义观念(尤其是前者)所支配的价值独断主义，不仅摧毁了进行一种纯粹的文学叙事的外部环境，同时严重打击了当时及其后的批评者去探究“海派唯美主义”内在美学逻辑的学术条件。在由革命、启蒙、阶级斗争等主流话语构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海派唯美主义”那种毫不隐晦的欲望化叙事和赤裸裸的感官趣味不单违背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也因此被剥夺了美学上的合法性。如果我们相信，启蒙与革命之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潮流(比如反封建、反殖民的现代化运动)激荡下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审》的作者显然认为，详细勾画出“海派唯美主义”赖以生成、流变的历史境域乃是将其从意识形态的审判席上解放出来，并使之重获学术价值的首要工作。于是，一个由租界、现代大都市、消费天堂等多种角色叠构复加而成的“老上海”被看作“唯美主义思想最佳的传播平台和最适宜的成长摇篮”。 　　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凸显出的一个极具典范意义的社会文化样本，“老上海”景观一直是历史学、社会学及文化学研究的热门题域，成果亦已不计其数。《审》的作者并没有试图在这片“海上风景线”上构筑更多的新奇景观，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在“老上海”这样一个现代中国的局域性的社会温室中去寻找唯美主义的生长条件。不难发现，正是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商业氛围，丰富的物质产品为20世纪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