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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旗》的侵华战争认识及反战报道 　　1931 年 9 月 18 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的主流报纸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高唱赞歌并进行辩护。由于当时消息来源不畅，发行周期较长，10 月 5 日出版的《赤旗》才首次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进行了报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赤旗》的编辑力量是极为薄弱的。编辑力量的薄弱造成了编辑能力的欠缺，损坏了作为报纸生命力的新闻时效性，宣传效果也就难以避免地大打折扣。尽管如此，《赤旗》在日共的领导下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报道和揭露，“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中国革命”成为当时《赤旗》的主题和最响亮的口号。 　　《赤旗》对“九一八事变”的经过进行了梳理，指出事变爆发原因并非是日本政府所宣称的“中国士兵蓄意破坏南满铁路”，而是为了获得“新的销售市场和资源”，进而“占领整个满洲，以此直接武力干涉苏维埃同盟”，其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发动的新的侵略战争”，故日本政府和上述主流报纸关于事变爆发原因的说法是“一派谎言”。首先，该报旗帜鲜明地指出“九一八事变”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战争”。报道揭露了“日本政府、陆军当局及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的阴谋，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为维护帝国在满蒙的权益所采取的最小限度的自卫”的说法不过是“赤裸裸的谎言”，而对于当时的主流报纸所宣称的事变是由中方“积极策划”的说法，《赤旗》也进行了反驳，称之为迎合帝国主义的“虚假宣传”。其次，报道分析了日本发动事变的原因，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新的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和资源”，而且是试图通过占领“满洲”达到“武力干涉苏维埃联盟”的目的，并列举了十条理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军的军事行动既非偶然，也非突然，而“实际上是经过精密策划而实行的”。该报在社论中明确了事变的性质是“帝国主义战争”，是“日本资产阶级为从前所未有的经济恐慌中摆脱出来，挽救其必然的没落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争”。 　　最后，报道对帝国主义战争蔓延的严峻形势提出了警告，称“屠杀世界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绝非明日之事，已经在满洲地区发生”，因此应该奋起反抗。但对于反抗的形式，《赤旗》认为应该发挥日本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功能，“仅仅靠一张传单来反对满洲出兵、反对战争是不够的”，必需“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向每个工人、农民进行揭露，并巧妙地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性群众行动”，进而颇有远见地指出“战争必将导致内乱”，最后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10 月 20 日，《赤旗》用两个版面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进展，并从国际局势出发分析了事变的原因、影响，进而提出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主张。该报道深刻剖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的原因:“日本军队占领满洲，从资本主义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并不合适，而且在外交上也不高明，因此就想出了建立满洲独立国的法子。”报道也看到了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起的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第一口号”是正确的，但不应局限于此，而应着眼于国际局势“将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最后，报道号召日本工人、农民积极声援中国革命，并要求将活动落到实处，“要争分夺秒地开展罢工、街头示威、拒绝运送武器和军需品、立即释放政治犯等具体活动”。 　　《赤旗》对日军不断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批判，称“满蒙事实上已处于日本军队的统治之下，而关东军司令部则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统治中心”，从而揭露了日军所谓“有限自卫”的谎言。而对于“满洲国”，该报认为其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独裁下的独立政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如何加以粉饰，“独立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策划成立的，是驱逐张作霖、张学良等旧军阀后建立的新军阀独立政府”，虽然其独立于国民党政权之外，但却“隶属于日本帝国主义，是榨取满蒙日、中、朝、蒙工人农民的政权”瑑 瑤 。《赤旗》对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行为熟视无睹的态度表示了不满。该报指出，包括“九一八事变”在内的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新的国际侵略行为，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对无产阶级发动的攻击”，其目的是 　　第一，帝国主义日本在形式上将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完全变为殖民地，以此对满蒙普通大众施以更加强力地榨取和压抑; 　　第二，攻击苏维埃同盟、苏维埃中国、苏维埃蒙古; 　　第三，对国内无产阶级运动以及工人阶级进行进一步镇压;第四，对世界工人运动发起挑战”。国际联盟对日采取纵容态度，“暴露了国际联盟的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对立”。而对于国际联盟后来作出要求日本撤军的决定，《赤旗》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在华活动侵犯了美、英、法等国利益，这些国家“通过国际联盟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