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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意义的互动性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符号意义研究越来越受到东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本文梳理了符号意义研究的脉络，尝试从行为与符号意义之间的互动性入手，探讨将行为作为符号意义的一种研究路径，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突出符号性研究的重要意义――强调包容精神和多元文化观念。 关键词 符号意义 行为研究 互动性 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许多天，中山大学法学硕士，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化研究、组织和群体行为研究。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0-283-02 一、对“意义符号”研究的再关注 人类具有三重属性，分别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符号属性，19世纪末的德国学者卡希尔在其著作《人论》中提出了对于人类符号属性研究的重要意义。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后现代思潮的产生，社会科学学界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是在众多的思潮流派中，对“意义符号”主题的关注一直是众多学者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 以克利福德?格尔茨为代表的文化阐释学派蔓延极广，对人类学界其他的流派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罗伯特?尤林 2005，谢丽?奥特纳 2010） 。在格尔茨的影响下，研究者们放下以功能学派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范式，而转入到人文主义的立场中，用阐释的方法来关注我们主要的被研究对象――文化（克利福德?格尔茨 1973 23） 。对于文化的定义，学界的争论一直是莫衷一是（克罗伯，克拉克洪 1952） ，有在人类综合生活整体层次上的定义（泰勒 1871 67 ；马林诺夫斯基 1932 12） ，也有强调物质能量层面和经济层面上的描述（怀特 1949 32） ，但是更多的学者愿意遵循克利福德?格尔茨先生对于文化的描述，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他将传承的观念表现在象征的形式之中，而人们常常是被悬挂在符号意义之网上的，通过意义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并发展出对待人生的知识以及生命的态度。”（克利福德?格尔茨 1973 89） 在其看来，文化是一套被共享的意义符号体系。 当然，这一观点并非格尔茨所首创，马克斯?韦伯毫无疑问会是这一讨论领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韦伯的观点，而且格尔茨本人也毫不隐晦的多次表示自己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与启发（克利福德?格尔茨 1973 19） 。 在反思卡尔?马克思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突出自己对于意义与符号价值的研究，他首先提出“人是悬挂在符号之网上的”这一观点，并且强调将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我们的关注和研究的对象（马克斯?韦伯，1909，9） 。格尔茨先生进一步发展了韦伯关于文化符号意义对于人所起作用的观点，他认为，文化似乎更像是一种意义与认知层面上的东西，这种认知的意义表现于该文化环境下的个体对于该文化意义体系的接受与内化，而这种内化后的文化意义就表现在当地个体日常生活的行为之中（语言在这里也被认为是一种行为），正如他对巴厘人的斗鸡场景所描写的一样，在巴厘人心中，雄鸡，鸡血都有着各自不用的象征与指向的意义，当巴厘人接受了并内化了这种意义之后，一切有关于斗鸡场景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在外来人眼里是那么的不可思议――都被当地人接受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作为人类学家的格尔茨，就是通过对巴厘人斗鸡行为的观察，访问，从而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释，进而取得对当地文化的理解，“理解本地人，当我再次使用这一危险的术语，就是要理解其日常生活的行为及其内部压力，从他们的一个谚语，一句玩笑之中，扑捉到他们文化思想的实质”（克利福德?格尔茨 1983 70） 。 二、“意义符号”与行为研究的互动关系 如何把握符号意义与个体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曾发生过相当多的讨论，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布迪勒希望通过建立实践理论体系，引入“场域”，“惯习”和“象征性权力”等概念将个体的行为模式与外在的社会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从而“跨越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对于个体而言，外在的意义认知结构“是生成和构建实践的原则，他能够被客观的调整成为有规则的秩序”但是这个意义结构在具体的情境中也会受到“作为长久建立的关于规定性改进的生成原则――惯习”的制约（布迪勒，1977，79 ） ，但是之后的很多学者都似乎很难理解他的一些重要的概念。玛丽?道格拉斯也对相类似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解释，在分析个体的行为与外在于个体的文化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她引入了“格栅-群体”的分析模式，试图为读者解释个体在文化意义的整体下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与互动方式。但是她的这个分析模式被她使用来分析当地人的信仰和医学方面的知识，对于整体文化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