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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遵义故事

摘要：黔北地方历史与中国国家大历史密切相关，黔北地方史就是一部黔北边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因此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梳理黔北地方的历史线索，凝练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历史主题，从而全面讲好遵义故事，这对培养具有民族团结基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亦大有裨益。

关键词：黔北地方历史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大历史中，地方史作为整体历史的局部，在微观历史时空诠释着大历史的细节与温度。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调研时，作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2］的殷切嘱托。在新的历史时期，讲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地方史故事，能够更加真切、鲜活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对于培养具有民族团结基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有裨益，也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必然要求。

一、遵义地区与黔北地方史

遵义位于黔北腹地，地形中丘陵占地最广，宽谷盆地坐落其中，“气候平和，寒燠不爽，雨旸恒调”［3］。凭借地理和气候环境的优势，遵义“膏壤坟腴，绮交绣错，秔稻黍稌，家给而人足……则水以西，乌江以南，无此饶也。”［4］明清以降，遵义地区已经成为乌江北岸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悠久历史的黔北地区的文化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遵义新志》按照文化发生的时代和特征，将遵义历史划分为九期：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杨保前期（白绵堡期）、杨保中期（穆家川期）、杨保后期（海龙屯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5］近代以后，遵义的历史更是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相关。遵义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腹地，遵义所在的黔北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建构过程。因此，对黔北地方史的梳理，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西南边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交往交融展开；应在遵义历史制度建立与文化建设的脉络中，凝练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真正讲好遵义故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培根铸魂的作用。

二、国家认同：王朝大一统下的地方建置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过程中，黔北地区经过先秦、秦汉到明清时期，逐步纳入大一统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体系，因此，梳理这一阶段的黔北历史，首先要了解在国家力量介入前后遵义地方建制的演变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体现了黔北古代社会从分散、多元走向统一、融合的历史发展特征，同时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中央王朝管理下的遵义地方建制

先秦时期的贵州泛称南蛮或荆蛮，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从沿河到榕江一线，以东属楚国西南境，名叫黔中；这一线以西的地方，存在若干独立割据政权，为大小不等的国或邑。《遵义府志建置》载：“遵义府府地于《禹贡》为梁州南徼……当蜀之东南鄙……秦以前盖鄨国地……周、秦时西南诸国，蜀以虫名，巴以蛇名……并以兽畜鳞介名，可推鄨在秦汉以前为国，与诸国等；而其文本作鳖字。”［6］就其规模与性质而言，先秦时期的鄨国应该还是酋邦性质的邦国。战国时，楚威王“遣将庄略巴黔中以西地，以兵威定，属楚。时遵义地盖楚属”［7］。

秦并六国后，随即南征百越，《史记》记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8］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在出使南越时，吃到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禹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9］。于是，西南地区的夜郎进入了汉朝的视野。唐蒙向武帝提出通使夜郎、利用夜郎兵力，“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而制越的计划，得到武帝采纳，乃“令蜀通僰、青衣道”，［10］为经营夜郎等地准备了条件。不久，唐蒙自僰道来到夜郎，在“厚赐，喻以威德”的情况下，双方经过商谈达成协议，“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同意汉政府在夜郎境内设立县治，夜郎旁的各个小邦，均相率归附，“乃以为犍为郡”。［11］犍为郡领12县，郡治鄨，后移僰道（今宜宾）；同时在秦开“五尺道”的基础上，着手从僰道修建通往牂牁江的“南夷道”，自此，夜郎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魏晋南北朝虽然失去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管辖，但是在国家政权强大力量的介入后，西南夷地并没有重演“夜郎自大”的故步自封，仍延续了秦汉制度的政治影响力。据《遵义府志》所载，汉唐至明清时期遵义地属变动较多，择其要者列之，详见表1。

（二）制度建设与国家认同

秦汉在贵州修路、置吏、设置郡县是一项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在这以前，夜郎地区诸侯林立，互不统属，各国间经常发生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