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话的爱》：家庭温情叙事与社会生存困境的承创与交互.docxVIP

《不说话的爱》：家庭温情叙事与社会生存困境的承创与交互

2025年春节档电影被誉为“史上最强春节档”，观影人次和票房数据都达到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尤其是《哪吒之魔童闹海》（饺子，2025）产生的海外影响力更是引人瞩目。这一前提无疑给接续到来的电影档期带来很大压力。综合来看，春节档电影的题材大概涉及神话、科幻、悬疑等，较少注重描写家庭温情、社会伦理、公共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为清明档电影在现实题材方向的“破圈”预留空间。2025年清明档电影中的《向阳·花》（冯小刚，2025）、《不说话的爱》（沙漠，2025）同时关注日常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且被广泛“忽视”的听障人士，通过聚焦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状态，以家庭温情叙事的方式烘托努力奋进与面对困境的“抗争”精神。

近年来，国产电影对残障题材的关注较之以往出现一定转变，即从注重家庭内部的互助、温情与和解转向从社会层面获得普遍的情感认同与公平正义，例如早期的《漂亮妈妈》（孙周，2000）、《海洋天堂》（薛晓路，2010）从注重小家庭内部的自我救赎达成整体性和解，到近两年的《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刘奋斗，2024）、《小小的我》（杨荔钠，2024）偏重于从社会伦理困境的突破深化对该议题思考的可能。其中，《不说话的爱》通过嵌套温情、偏见、利用、公平与正义等相关情节，使听障群体从传统被观看的“客体”转向可“发声”的主体，对思考该题材电影在表达听障人士的主体情感和社会“失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物一情感”：代际救赎与现实矛盾的双重复调

电影《不说话的爱》是对同名短片的改编，影片不仅在剧情层面对故事内容进行扩容，还从情感方面加深故事主题的层次与深度。但不论是短片还是电影，“不能说话的爱”对核心人物的塑造与情感的表达都以家庭的内在温馨为基底，以代际之间的相互救赎为方式。电影在家庭温情叙事的背景下，挖掘听障群体的社会生活困境与表达的缺失，及由此造成的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适，深入揭露这个过程中具有的温情与疏离的二律背反现象。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曾说：“电影并不需要被思考，他只要被感知。”[2感知是对视知觉的反应，也是对电影深层次的辨识。人物及其所体现（或隐喻）的情感色彩是电影《不说话的爱》重点塑造的对象。但在表现人物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上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感，即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超脱于形象本身承载的情感力量，例如木木的早熟、小马的童稚感、李梅的温情转变等，都似乎说明电影在叙事的表层之下还存在其他难以言说或需要观众深入感知的内容。需要思考的是，导演为什么会赋予人物在该方面的复杂性，或者说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复杂性背后的意图，人物与情感之间的否定式互文究竟是单一性的还是为了试图附着主题之外的其他色彩？

一方面，人物形象塑造的矛盾化是彰显情感张力的重要方式。总体看，电影《不说话的爱》以“父女共生”为情感线索，逐层探寻弱势群体的伦理矛盾和社会困境。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聋人小马这一听障群体的典型，还是木木为他们的“发声”，一般意义上都属于弱势群体，电影通过“家庭伦理困境（父一母一女）一法理冲突矛盾（聋人一犯罪一罪犯）一社会层面和解（违法一司法一正义）”的戏剧结构，把小马与木木的亲情伦理置于“生存需求”与“情感联结”的二元当中，强化了残障家庭在多元社会结构中的复杂性。其中，以听人母亲晓静为了让木未可以正常生活而争求抚养权为矛盾出发点，使小马产生了一系列来自社会层面的诸如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压力，家庭亲情在这一刻似乎从内部开始解体，结合受听障所限无法正常理解表达，最终导致在欺骗与引诱下走向犯罪。这个过程中，成年人小马并没有体现出成熟的精神内核，甚至明显表现出社会性失语，女儿木木反而表现出较为成熟的思考一“为了保护，选择分离”。这种“父一女”形象的塑造与内生情感的错位，使电影在整体情感层面获得阐释张力。

同时，也正因与常规家庭叙事中“父慈子孝”的原型不同，小马因听障丧失“权威父亲”的能力，木木的早熟也颠覆了人们对“被呵护的孩童”的认识，构建了电影在代际间的救赎主题。不论是小马因为对木木的爱而离开聋人共同生活的麻将小屋，谨小慎微地进入正常人的社会环境，以自我“牺牲”为木木提供更好、更正常的生活，还是木未作为小马与正常世界的发声渠道承担起的“守护者”角色，都表现出两代人之间互相救赎的冲动。小马看似“残缺”，却搏命为女儿撑起生存依仗，木木虽然幼小，却像成人一样直面社会，这种“保护”与“被保护”之间的转变消解了传统家庭叙事中的权力单向性。也正是由于这种背离感，不得不使人们深入反思影片试图传达的内容，即代际救赎背后是小马不得不面对的各种沟通与表达困境带来的矛盾，以及为何我们难以感同身受地理解这些矛盾；结合木木在学校自我介绍说“我喜欢看窗外”“喜欢帮爸爸数钱”时，却反而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