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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回外出人员，尊重传统伦理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发展经济，人口是关键。然而，在振兴地方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阻碍，即劳动力不足。尤其是对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级市、县城、乡村来说，人口流失严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振兴地方经济，不是要再造一个新城，而是要在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经济的同时，尊重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生活习俗。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本地人口，叫回外出务工人员。

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厚重的家文化，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有的礼仪、制度、风俗、宗教等社会性道德，哲学上称之为相对伦理。相对伦理长远的本体功能，塑造了作为“绝对伦理”和宗教性道德寓所的自由意志。相对构建绝对，即经验变先验。基于此种理论，不难理解中国人传统的“养儿防老”“落叶归根”的心理结构。

举一个普通家庭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有一位63岁的单老汉（化名），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与爱人在老家以养猪、种植果树为业，夫妻二人只有一个独生子单宝剑（化名）。单宝剑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广州一家证券公司。然而，单宝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父母就开始劝说他放弃广州的工作，回到老家工作生活。

尽管单宝剑不情愿，但是考虑到父母年龄和身体状况，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在一家国企担任会计，后续买房、娶妻、生子。至此，单老汉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可事实上，单宝剑回到老家后，事业发展并不顺利，百色市在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与一线城市有一定的差距，工作节奏缓慢，职业发展空间比较小，这些因素导致单宝剑在工作上没有太多的动力和激情。一次偶然的机会，受同学启发，单宝剑在工作之余做起网络直播。作为本地人，单宝剑熟知家乡红色文化，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苏维埃人民政府……他像导游一样，向粉丝传播着家乡的特色文化。单宝剑还将当地果农日常的劳作剪辑成短视频，发在直播平台上。经营了一段时间，粉丝也积累到了一定数量，虽然不能和那些大V相比，但是也可以通过直播带货，将家里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单宝剑打算继续经营自己的视频号，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家乡。

单宝剑只是那些从一线城市被叫回家乡的众多青年人之一，他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学识改变着家乡。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许多乡村趋向空心化、空壳化。因此，解决农村劳动不足、通过各种措施将外出劳动力叫回，是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几年，多地出现一线城市青年回流的现象，这不仅有利于缓解一线城市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的紧张，也为振兴地方经济提供了人才支持。但是从宏观角度看，地方乡村经济与青年人才的发展还存在较大距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人情社会与现代管理的对抗

与一线城市的灵活用工不同，地方城市及乡村在用工方面不会利用专业的招聘平台发布信息，也没有专业的软件对这群人进行及时的用工结算。他们大多是靠“关系”，靠“人脉”。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一些经营小本生意的老板都有一个传统的“电话簿”，上面记录着亲戚、朋友、老乡、邻乡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方式。每当季节性旺季时，小老板们会通过这个电话簿寻找帮工，再通过转介绍，结识更多的社会关系。很显然，现代企业资本运营模式，根本无法经营这样的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支持也好，企业的资本助力也罢，都要建立在尊重地方的文化基础之上，将各方的关系统筹协调好，而不是形成互相对立的关系。

●自己人与外人的对抗

用现代管理的眼光来看，发展地方、乡村经济还有一个更大的阻力，即当地人民缺少契约精神。在笔者的调研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家下乡企业经营果园，该企业负责人发现，果园中常出现偷盗行为，而且这些雇员在工作中会偷懒、迟到。但是在他们互相帮工时，就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笔者也就此事与几位老乡交流过，他们认为，乡亲们互相帮工，那是“自己人的事儿”；而给下乡的企业劳动，那是“外人的活儿”。内外有别，对自己人和外人，他们有两套做事的原则。

孟子曾讲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的对错之心，与法律政治相联结；人皆有之的善恶之心，则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联结。也就是说，你所谓的对并非善，你所谓的错并非恶。作为雇员，他们在老板眼里可能是没有契约意识的“差员工”，可是对自己人来说，他们是好乡亲、好朋友、好丈夫。既然不能消除他们认知中的内外差别，就应该引导其重新划分内外的界限。最好能既尊重企业运营的社会道德，又不侵犯地方文化的宗教道德，达成一种重叠共识。

●内生动力与外部压力的对抗

那些能快速摆脱贫困并能实现致富的家庭，多是劳动力充足或是能外出务工的家庭。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有一些家庭尽管在政府、企业的帮助下得到了工作机会，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缺乏内生动力，仍然无法实现脱贫。吴江河（化名）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吴江河今年56岁，在乡亲们的眼里，他这个人是“懒”“馋”“吹”“怪”。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寒，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