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听暮蝉”与“带月荷锄归”——王维田园诗与陶渊明田园诗比.docx

“临风听暮蝉”与“带月荷锄归”——王维田园诗与陶渊明田园诗比较

（长丰县城关中学，安徽合肥231100）

东晋诗人陶渊明以田园生活大量入诗，开拓了诗歌领域新题材，历来评述其田园诗的论著颇多。关于王维田园诗，人们在将它与山水诗合在一处作综合考察时涉论较多，这往往使其田园诗的研究处于从属地位、晦暗不明。“然而田园诗仍可以凭借一定的义界从山水诗中区分出来。严格说来，田园诗当为描写田园生活和田园山水景物的诗歌，仅有自然景物描写而无田园生活描写的诗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田园诗。”[1]依此标准来衡量王维诗作，可以将王维田园诗从其山水田园诗中剥离出来，做一单独类别加以分析研究。由此来重新考察王维山水田园诗，真正能称为田园诗的作品有《渭川田家》《新晴野望》《山居即事》《田家》《淇上即事田园》《田园乐》等二十余篇。

该文联系特定的时代经济、文化背景来探究诗人思想构建的不同，而诗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同又直接导致其隐居田园生活的状态不同，正是因为诗人隐居田园的状态不同，其观察田园生活的视角也就存在差异，从而创作出来的田园诗其艺术风格也是迥然有别的。基于此研究思路，该文拟从回归自然的思想契机、田园生活的隐逸状态、田园诗的创作角度、田园诗的艺术风格4个方面，对王维田园诗和陶渊明田园诗进行一个粗浅比较；在述其不同之时，将两位诗人之间的联系，即陶诗对王诗的影响，王诗对陶诗的借鉴与发展也做一比较，以此探讨二人在田园诗创作上的地位和影响。

陶渊明、王维同属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思想上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到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的影响。早年的陶渊明、王维都有儒家大济苍生、积极用世思想，但后期回归自然，却各自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契机。

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期，以崇尚自然、谈玄论道为主要内容的玄学盛行于世。嵇康、阮籍曾响亮地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纵酒放达、狷狂不羁，以此来追求老庄哲学所倡导的自然本真的人生。陶渊明“在思想上直承老庄和嵇阮，加之两晋时代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社会风气浸染，使其对个体真性情与真人格的追求更为强烈。”[2]陶渊明一生三仕三隐，始终在仕与隐之间彷徨矛盾，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事实上不排除早年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忆我少壮时》）但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不能改变本性来适应世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田园居》其一）对世俗的鄙弃，对自然的爱恋，更是对自由的追求，使陶渊明最终远离了官场，回到了清新自然的田园生活中。

与陶渊明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类似，王维前期积极入世、开拓进取。早期所作的游侠诗、边塞诗，如《少年行》《陇西行》《观猎》等，具有豪迈爽朗的气概，洋溢着向往开明政治的极大热情，而后期诗作体现出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那么是什么深层的原因造成这种创作风格的巨大反差，或者说是怎样的思想契机促使王维走向山川田园呢？我们须对他的官宦生涯与笃志奉佛作一个大致了解。

王维在仕途上是很不顺利的，他十五岁即游学长安、洛阳，寻求出仕之路，后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层社会，终在开元九年二十一岁进士及第，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黄狮子一事而被贬，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臣的打击。既不愿苟合于统治阶级，对现实又无能为力，长期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他为了摆脱内心极度的痛苦，便很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当然王维并没有完全遁入佛理的空门，信佛只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他只是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内心的忧闷。佛家倡导空寂清静无欲无我，而山川田园相对于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官场，自是一方寂静清幽、空灵恬淡的净土。当王维在仕途失意、心灵苦闷之时，山川田园无疑如一针心灵的强心剂，给失意痛苦的诗人以极大的心灵慰藉。

陶渊明是在对虚伪的世俗社会不满时，受道家老庄自然哲学影响到自然中去寻找、完善一种理想的人格模式；王维则是在官场受挫失意之时，受到佛家清净无欲思想的影响，借自然以解尘世之累。二人回归自然的思想契机截然不同，因此，隐逸田园生活的状态也迥然不同。

陶渊明毅然与官场彻底决绝，退隐田园，躬耕垄亩。“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镜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亲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中。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3]诗人“结庐在人境”将田园作为自己安居的美好环境，在田园中进行日常的耕作实践“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与乡间农夫亦同喜同忧“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