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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征兵制新探 西汉实行“更加防御”法，以征兵制度为主要征兵制度。西汉征兵制的基本内容,见之于《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 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材官、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 以征发民众的方式集兵自古有之,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西汉征兵制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制度的规范化上。西汉王朝正是依靠这种稳定、规范的集兵制度,组建并维持了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建立起赫赫武功。东汉政权虽然在形式上沿用西汉的“更戍”法,但东汉征兵制的实际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记载了王朗给魏文帝的一篇奏疏: 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陈,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 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王朗奏疏和刘昭补注都反映出以下两点:第一,东汉的征兵制已经徒具虚名,不再是一个稳定、规范的集兵制度了。第二,征兵制度并没有明令废除,封建国家征发民众充兵的权利和民众应征入伍的义务仍然存在。既然西汉时的征兵制使国威大振,为什么曹操不利用仍然存在的征兵制的形式,重新充实内容,恢复西汉那种规范的征兵制度呢?问题在于,同历史上任何制度一样,规范的征兵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东汉末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没有可能重新恢复西汉那种稳定、规范的征兵制度了。 东汉末人口锐减,是曹操实行规范的征兵制首先碰到的障碍,这个问题在中原地区反映得特别突出。在黄中起义和统治阶级联合镇压黄中起义的阶级大博斗中,战争异常残酷,动辄杀戮数万;黄巾军被镇压之后,紧接着又是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众大量死亡。京城洛阳经董卓之乱,“死者不可胜计,(卓)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西京长安经李傕、郭汜蹂躏,数十万民户,“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曹操在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后又屠取虑、睢陵、夏丘诸县,“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兵乱未弭,癘疫接踵,“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中原地区“白骨蔽平原”。根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曹魏所辖北方各州郡,东汉时人口不下三千万。到了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灭蜀时,“与蜀通计……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除去蜀汉降口九十四万,魏本土人口仅四百四十余万。这是曹操统一北方后,经过近五十年休养生息才达到的人口数;曹操创基之初,北方人口显然不足此数,故史称“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曹操军行之处,“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户口减耗如此严重,稳定、规范的征兵制度就失去了基础。 户籍是封建政权役调的依据。只有比较准确地掌握了“民数”,方能“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建立起规范的力役和兵役制度。周秦以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户口的稽核,两汉承而行之。《续汉书·礼仪志》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李贤注解“案比”:“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案户比民是一种相当严格的稽核户口的制度,这一制度得以推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秩序必须相对稳定。东汉末社会进入剧烈动荡之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案比户口之制根本无法实行。民数失控,实施规范的征兵制已无据可依。 《续汉书·百官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汉代乡里制度和乡官的职能。乡置有秩(小乡则置啬夫)、三老、游徼。有秩“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盗”。有秩、三老、游徼以下,“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其下,“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封建王朝对广大民众的统治,实际上是通过乡官来实现的。赖此健全的乡里制度,封建政权才能顺利地稽核户口、征发赋役。东汉末中央政权倾覆,割据势力“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乡里制度破坏,坞壁林立。《三国志·魏志·许褚传》记载: 汉未,(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禦寇同书《满宠传》: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率攻下二十余壁……一时皆平。 《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 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聚结作宗伍。 坞壁是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