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村落中的亲族民居与宗族活动的发生.docxVIP

自然村落中的亲族民居与宗族活动的发生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即宗族活动的广泛恢复。这一现象同我国农村地区在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后,自然村的作用和地位被重新突出有关。事实上,自然村独立地位的提高绝不仅仅只有单纯的经济意义,它在一定条件上还可能带来深刻的社会后果。在历史上,传统的自然村结构曾经是数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今天,如果对中国农村自然村结构上的各项发展采取任其自流的态度,那末农村中宗族形态的复活就是不足为奇的。 农村自然村结构与宗族活动之间所以有着这样的因果关系,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农村自然村落中普遍存在着亲族聚居现象。认真研究当前中国农村亲族聚居现象的类型及其与宗族活动发生的关系,是深入认识当前我国农村突出存在的宗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基础意义的环节。本文拟在实地调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的分析。 一、 单姓亲族聚居场 所谓“亲族”,指的是由各类亲属(血亲与非血亲、父方亲属与母方亲属、男系亲属与女系亲属)所组成的亲属群。就所涉及的人群范围而言,它颇近似于西方社会中的“亲类”(Kindred)概念。但西方社会中的亲类是同西方亲属关系中实行的双系世系(bilateral descent)相联系的。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亲类中,父方与母方、男系与女系亲属的地位是相等的。而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观念却突出地与父亲世系(patrilineal descent)相联系,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亲族中,父方和男系亲属的地位优于母方和女系亲属。这一情况一直影响到当代,尤其是农村地区。下面我们将要看到,这一点在促使中国农村宗族活动的发生上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在历史上或是在当代,亲族聚居都是中国农村居处形式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从发生上说,亲族聚居最初可能是从一家一户在某个特定地点定居开始的。以后逐渐发展成大家族聚居,接着又分成若干户,并逐步而自然地演变为一个村落。中国农村中常见的“王家屯”、“李家庄”、“赵家村”之类,在其刚发生时,可能就是一些这种由单一姓氏构成的亲族聚居村落。单姓亲族聚居村落的特点是只包含父系世系所涉及的亲属,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一种父方和男系亲属的聚居形式。但是近代以来,这种“原生形态”的纯粹的单姓村落已日趋减少。在现代中国农村社会中,较普遍的亲族聚居形式为以下三种类型: (1)由拟制血缘产生的单姓亲族聚居村落。这种村落在江、浙、粤、闽沿海地区农村中都有普遍的存在。在这些地区的一些世代聚居的土著单姓村落中,历史上因各种原因陆续收纳了相当数量的“客家”即侨迁来的同姓居民。其结果是使一些并无明确的共同世系和血缘联系的同姓人们混同地组成了一些单姓村落。很显然,在这些同姓人们间的血缘认同感含有很大的拟制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些同姓人们中间通过抱养和过继(即所谓收“螟蛉子”)等方式,使原先只是拟制的血亲关系逐渐具有了真实血缘联系的成分。这种发生上由拟制血缘产生的单姓亲族聚居村落,在浙江温州、肖山、宁波、诸暨,广东东莞、新安,福建莆田、泉州等农村都有典型的表现。如原广东新安县(现属香港新界)龙跃头村邓氏,就长期凭借其作为本地人的优势(主要是经济上的)收纳并无明确血缘联系的客家邓氏居民为“嗣子”,从而逐渐形成规模很大的单姓亲族聚居村落。 (2)由联姻关系产生的双姓或多姓村落。这种类型的亲族聚居村落的前身往往也是单姓村落,以后在联姻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成两姓以上的亲族聚居村落。在这些村落中,亲族的范围很显然扩大到包含了各姓的母方和女系亲属。这种类型的村落有广泛的分布,几乎在中国各地都有典型的实例。 (3)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双姓或多姓村落。这种类型指的是由两个或多个血缘上互不相关的亲族杂居而成的多姓复合村落。村落内各亲族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婚姻关系,而构成村落的过程则与婚姻无关。这类村落各地都有,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尤多。历史上上述地区都曾因清政府“迁海令”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陆续安置了大量外地移民。他们多与当地异姓居民同处一个村落,经过数代繁衍,也各自达到了亲族聚居的规模。这类村落发展上的一个特点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重新演变为单姓聚居村落。对此,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广东地区的一些“单一村落是从复合村落中产生的”,原因是村落中“较弱或较穷的宗族会衰落,它们的人数会由于疾病或不育(也是由于疾病或贫困)而衰竭”;在村内“较富足的村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施加的压力”下,加之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那些“财富积累不足的宗族”便成为“第一批放弃家园者”。他所说的“宗族”,就是杂居于多姓村落中的一个单姓亲族。由于各姓亲族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消长而导致一个多姓村落重新演变为单姓村落,这种单姓村落可以被称为“次生形态”的单姓村落。根据弗里德曼的研究,这种次生形态的单姓村落在华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