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间的农民战.docxVIP

唐宋间的农民战 自公元7世纪初至隋朝末《耕地志》记载以来，第十四世末至元朝末《耕地志》之前，就有七世纪。然而，在清末的农民起义中，只有少数农民之间有一场战斗。它是这一时期中阶級斗爭的高潮和頂峰。这次农民战爭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的轉折阶段,因而起义軍領袖的桂冠上出現了“平等”字样,部分商人破天荒地参加了起义,所以唐末农民战爭具有着鮮明的时代特点。起义不仅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起了偉大的推动作用。只是由于起义失敗之后,未能立刻出現全国統一的政治形势,复杂的政治局面和統治阶級間的斗爭仍在继續,因此起义的作用受到一定的局限,同时也不能簡单地、直接地浮現在社会历史的表面,而是通过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曲折地折射出来。这就給唐末农民战爭的历史作用这个問題的研究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才須要我們深入細致地进行分析和探討,从而有可能使农民战爭的历史动力作用显示出来。 一、 农民革命的要求富均田 《續宝运录》載,王仙芝起义后,自称“天补平均大将軍兼海內諸豪都統”。这个称号带有“平均”字样,因而它不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面斗爭旗帜,上面书写着农民軍的綱領性口号。到南唐时,农民的平均要求提得更明显了,《陆游南唐书》14《陈起傳》: “昇元中,以进士起家为黃梅令。时县境独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数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从之。初有徒数十人,积数年,从者至数百。男女无別,号曰忍辱,夜行昼伏,取資于盗”。 我們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貧苦农民的宗敎組織,諸佑用以号召群众的“使富者貧,貧者富”口号就是农民群众的原始平均要求。北宋初年爆发的王小波、李順起义則进一步公开提出了“均貧富”的綱領性口号。由此可見,从唐末至北宋,是农民起义“平均”口号从酝酿到誕生的历史阶段,而“天补平均大将軍”則是这个口号的最初萌芽。尽管唐末农民战爭的这个口号提得还不太鮮明,还比較朦朧,但作为新鮮事物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現,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平均”要求是針对着不平均的实际社会状况提出的,当时不平均的現实意义是什么呢?唐懿宗在咸通十三年的詔书中曾称: “其逃亡戶口賦税及杂差科等須有承佃戶人,方可依前应役。如将闕稅課額摊于見在人戶,則轉成逋債,重困黎元。或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无立錐之地,欲令均一,固在公平。” 上述記載說明,当时所謂“不均”有双重意义:首先是指“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无立錐之地”的土地不均而言,其次是指在土地不均基础上产生的赋稅不均而言。 唐末农民战爭之所以能够提出反对貧富不均的战斗口号,是由于唐中叶以后至北宋建立,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轉折的过渡阶段,轉折变化的基本內容之一就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占田制、均田制等国家处理大量官荒培植自耕农的措施以后再也不能推行。不过,唐宋时期,农民还未能把土地从一般物质財富中区別出来,因而不能直接提出“均田”的要求,而只能要求均貧富。在阶級斗爭的过程中,这一要求曾在一定程度上見諸实踐。黃巢領导农民軍进入洛阳时,有的官僚地主以“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幷为群盜所得”。而农民軍“見穷民”,却以“金帛与之”。这就是所謂“劫富济貧”的行动。只是农民不能从主观上认識封建剝削的整个經济体系,所以这个原則不可能在社会范圍內被彻底地全面运用。 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他們反对貧富不均的另一面就是幻想建立一个烏托邦式的平等、平均的社会。这种理想只能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中,不可能眞正降临到現实的人間。但这种願望却会推动农民在条件可能的地区和时間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状况。农民战爭失敗以后,張全义在洛阳附近大兴屯田,除他原有的軍队之外,“招农戶令自耕种,流民漸归”,参加耕垦。这个地区的面貌是:“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时,張全义“立召其邻仵,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之’?邻仵皆伏罪”。“洛阳之民无运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在法律上,“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无重刑”。在剝削上,則“无租稅”,“关市人赋,殆于无籍”。农民的生活是“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这一带旣然是設屯垦种,大致每戶农民占有的土地比較平均,不会形成貧富悬殊;在官府不設租稅的条件下,农民能暫时免于剝削;地主政权的刑罰統治也很松弛。这是地主政权推行让步政策的表現,但在大齐政权做过吏部尙书的張全义毕竟比較了解农民的理想,所以能够較多地按照农民的要求进行让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其阶級利益,因而封建官吏張全义就自然成了建立上述生活的“权威”。这就决定了,張全义毕竟是农民的統治者,“无租稅、无重刑”的状况一定不能持久,农民的前途只能是充当受地主阶級統治和剝削的依附劳动者。虽然如此,我們仍应肯定,洛阳的屯垦还是提出“平均”要求的农民战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两稅法实行以后,法令規定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