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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中国电影文化个性与构建国家形象可能 　　内容提要　在反封建的现代社会思潮中，孝道由于承载过多的政治信息而遭到了严厉批判，在现代社会结构已然确立的情况下，这一发乎人类本性的自然情感与国家政治机制分离开来，反而日益重要。就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命题而言，孝道所标识的父亲形象、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密切关联，只要我们不把现代政治与传统形象彻底割裂，就可以发现：国家形象，应当在父亲形象的“现代转向”、“政治转向”中得到更好的表达。质言之，在全球化趋同的现实面前，电影艺术更需要文化个性与身份，儒家文化的孝道传统作为一种有效的区隔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不仅难以回避，更是自我身份塑造的利器。 　　关键词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孝道儒家文化文化个性“现代转向”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106―0062―06 　　自1990年代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文化领域，“新儒家”、“国学热”相继兴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主题呼之欲出，儒学／国学提供了一种文化个性与身份。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从海外而内地的“儒学热”，存在着清晰的全球化背景，成为西方文化反思的镜像。龚鹏程说得很清楚：“西方文化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一直有所反省。……在这种反省中，他们可能回到古希腊，或者回到中世纪，去寻找一些不同于现代的思想资源，希望能帮现代人走出目前心灵的困境。同理，他们也希望从东方的文化中找到一些类似的东西。可是，这样的一种倾向主要是面对当代社会问题，要解决当代人的精神文明上出现的一些偏差，这是否可以被当成是我们的儒学复兴的一种表现?我看未必。它最多只是我们复兴儒学的一个机会而已。……因此，所谓儒学复兴，只是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增加了一些补助性或救济性的思想元素，根本不足以主导这个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当下兴起的“儒学热”首先要面向复杂的现代社会，要解决“出现偏差”的“精神文明”，而不是简单地传播与重释儒家文化的知识，其次，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必然“复兴”，只不过是“一个机会”而已，再次，即便是“复兴”了，也不足以改变现代文明的性质，只不过是增加了“补助性”或救济性的思想元素。显而易见，龚鹏程对“儒学热”现象非常审慎。但对具有较强传播力的中国电影来说，关键的问题却是，在资本跨地、跨国的自由流动中，在席卷全球的消费主义冲击下，它更多呈现出同质化倾向，缺乏根源性的文化个性与身份，如此状况，遑论“儒学复兴”?我们知道，建构国家形象的第一要义，就在于确立标识性符号，儒家文化就具有这种功能。然而，在最具影响力(因其大众媒介)、渗透力(因其娱乐形式)的电影这里，这一标识性形象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族政治的叙述及其国家形象的建构。可以说，当儒学成为一个塑造国家形象、彰显文化个性的重要资源的时候(如在世界范围内成立五百多家孔子学院)，我国电影却无视这种文化选择，这无论从建构国家形象还是电影自身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 　　一、“家国分离”与孝道伦理的当下消失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以家喻国”，以家庭伦理囊括国家社会组织，家庭／家族成为社会重要的单元，孝道就是一个维系家庭成员最重要的自然情感，成为儒家文化中最具粘合力的关键性价值。从根本上说，这是传统的封建宗族社会所决定的。国家权力的运作、财富利益的分配，都以血缘的亲疏远近为标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在台湾学者董金裕看来，孝道即是最自然普遍的伦理，不仅是“仁爱”这一情感的发端，而且也是“行仁”实践的根本。如果这种基于血缘的伦理情感在家庭／家族范围内尚存在着合理性，那么西汉以来，孝道就越出家族范畴，被国家权力意志整合到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机制，在孝道政治化的过程中，忠／皇帝／国、孝／父亲／家合一，孝道从发乎自然人性的家庭伦理彻底演绎成一种用以国家统治的政治规范。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父亲形象、孝道传统作为现代社会的对立面，早已成为批判对象；倡导现代理性总是与反“孝忠”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当然事出有因。 　　在现代社会的反封建思潮中，孝道由于承载过多的政治信息而遭到了严厉批判，但是在现代社会结构确立的情况下，它已与国家政治机制分离开来，还原成一种自然的人伦情感。而且，这种以孝道为中心的伦理情感在现代社会中显示出重要性，能够有效舒解当下经济急骤发展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化、沉重的生存压力、自我内耗的焦虑症等诸多病症。进言之，孝道在“去政治化”的同时，更续接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由此形成了文化个性与身份。这方面，韩国电影可谓最典型。我们知道，历来都有“中国重仁、韩国重孝、日本重忠”的说法，在现代文明发达的韩国社会，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媒介，依然清晰地传达出尊老敬老的孝道精神，形成独特的文化个性及其身份，在同质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