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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我国公立高校运营效率 　　摘 要： 我国公立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因不满足理论上的假定条件：（1）代理合约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产权明晰的基础之上；（2）拥有决策控制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者，不存在偷懒的动机，即有激励监督代理人行为；（3）剩余索取权具有可转让性，委托人通过行使退出权惩罚代理人的违约行为的威胁是可信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极大地降低了公立高校的运营效率。本文认为，教育服务的市场化提供是改变这一格局的关键。 　　关键词： 公立高校； 委托代理关系； 市场化； 制度结构 　　中图分类号： G6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09）02-0023-05 　　 　　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既是教育的管制服务者又是教育的主要投资者，公立高校长期以来作为“全民事业单位”。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如火如荼之际，教育领域内的国有单位（高校）却显得较为平静。 　　高教市场全球化、多样化、市场化的趋势逼迫而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公立高校仍坐山（传统体制）观虎（国有企业）斗，那么，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诸如“所有者缺位”、“激励不相容”、“效率低下”等制度性缺陷将会在今后高校的运营过程中愈演愈烈，有限的教育资源将得不到合理配置与使用。 　　 　　一、我国公立高校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效率问题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文献中，常常将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agent）”，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principal）”。两者间的代理关系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代理关系指承担风险的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并与之订立或明或暗的合约；狭义的代理关系指企业的治理结构，即代理人由委托人授予合约中规定的权利而拥有控制权（control rights），合约中没有明确指明的权利则作为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归委托人所有。本文主要讨论公立高校广义的代理关系，即作为公立高校运营资本的主体的公共教育资源在学校内配置与使用所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中隐含了以下假定条件［1］：（1）代理合约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产权明晰的基础之上；（2）拥有决策控制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者，不存在偷懒的动机，即有激励监督代理人行为；（3）剩余索取权具有可转让性，委托人通过行使退出权惩罚代理人的违约行为的威胁是可信的（credible）。一个合意的代理关系可产生分工效果和规模效果，增加组织的净现金流量及继续生存的价值。但因契约的签订和履行需要成本，因之产生了代理问题（即代理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采取旨在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动），解决代理问题必然需要支付“代理成本”，即“在利益冲突的各代理人之间建立、监督和组合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成本和契约实施成本超过收益而造成的产值损失。”［2］我国公立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因不满足上述三个假定条件自然产生了一系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如： 　　（一）初始委托人与政府效用函数的非一致性 　　全体国民以税收形式汇集的教育资源使用后追求的是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即最多的知识增量及派生效益。而政府作为代理人追求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为维持自身长久统治、获得公众最广泛的支持不得不谨慎分配、使用公共教育资源，满足初始委托人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期待，从而具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动机；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力求自身垄断统治租金最大化，这与前一目标产生了诺思所说的“持久的冲突”，这一冲突导致公共教育资源的低效配置，初始委托人的福利受到侵蚀。我们看到，出于扩大内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衷导致了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其结果却造就了各级掌控公共教育资源的委员会（政府和高校）更大的实惠空间。 　　（二）各级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教育资源被授权给各级组织代理，而具体行使教育资源产权的个体（官员、校长等）并不直接拥有剩余索取权，导致其承担的风险与资源运营的效率并不直接相关；他们的经营能力也不曾经过初始委托人（资本所有者）的筛选。“各级领导”的效用函数显然又异于初始委托人或政府的目标，它包括薪水、津贴、声望、权势、庇护、机构的产出、变革及管理的便利性等变量。这样各级代理人在直接掌握、运营教育资源时就存在着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如过度职务消费、决策草率、行为短期化、高额贷款、搞形象工程迎合上级、盲目扩大规模等。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政府官员、校长身份的代理人，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和官僚化来实现的；尽管这与“家长”身份的利益并不一致，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其他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3］。如学校代理人为了自己的权力边界扩大，把学校“经营”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社区，校长变成了“市长”；学校内的这种大而全、小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