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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电视台调解节目中男权话语 　　一 　　当下，中国电视荧屏悄然刮起“调解风”。随着江苏电视台《人间》节目一夜走红，全国各地方台的电视调解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江西台的《金牌调解》、贵州台的《人生》、东方台的《幸福魔方》、天津台的《爱情保卫战》等。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现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特点。有些电视台与司法部门联合成立电视调解委员会，如江西台的《金牌调解》、河南台民生频道的《百姓调解》等。经调解员现场调解后，当事双方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解协议，所做的承诺同时具有社会约束力与舆论监督力。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称赞这种新兴的媒介样态：“让人民调解工作直接走上荧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好形式，用老百姓身边的事讲法治、讲道德、讲和谐，自然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取得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调解一案、化解一类矛盾的效果。”① 　　电视调解节目贴近群众生活，真实反映百姓生活原生态，是一种现实的ADR（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或可选择性的纠纷解决机制）。长期以来，电视等大众传媒很少被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机构和主体纳入主流视野，但电视调解节目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矛盾，如夫妻反目、婆媳交恶、子女不孝、兄弟不和等，充分发挥其大众传媒的中介功能、判断功能、强制功能等，可使其在一定维度上对解决纠纷具有积极作用。这些家庭矛盾的调解意向所指不是私人的存在空间，而是公共的文化空间，具有普遍意义。 　　电视调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当事人到节目录制现场陈述，通过主持人、调解人的劝导与评判化解矛盾，如江西台的《金牌调解》、东方台的《幸福魔方》等；另一种是实地调解，即电视台接到求助电话后，派调解员和摄制组到求助者所在地进行调解，如河北台农民频道的《帮大哥出马》、河南台民生频道的《百姓调解》等。这种调解方式使观众置身事中，因高度的真实性而备受欢迎。 　　二 　　某些地方电视台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忘记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看到实地调解节目高收视率蕴含的巨大广告商机，便趋之若鹜，没有条件也??，并成为每天的固定节目。这就需要招聘一批调解员，同时由于待遇有限又要四处奔波，诸多离退休人员尤其是那些热心肠的中老年女性便担起重任——只要口齿清楚、能言善辩即可。她们不辞劳苦调解家庭纠纷，却因年龄偏大加之文化素养不高，只能根据自身阅历及认知，以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调解矛盾，无意间就流露出与时代不和谐的声音：旧时代男权话语。 　　比如调解夫妻反目的矛盾时，某些调解员秉持“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的传统理念，哪怕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也苦劝女方为孩子着想，能过还是凑合着过。这里我们并不是否定其“劝合不劝离”的良好愿望，但将夫妻“破镜重圆”作为调解成功的标志，则是走了极端，具有传统男权话语的意蕴：男权对妄图摆脱自己的女性，既会使用暴力也会打“感情牌”——拿孩子说话。面对无辜的孩子，绝大多数女性的选择就是妥协退让，从而再次回到男权秩序中苟活，这是男权对付女性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并再次将男权对女性造成的痛苦合理化、正当化。当夫妻间感情荡然无存，离婚对女性而言，无疑是解脱及自我拯救的方式，也是对生活在无休止战争中的孩子的精神拯救；但为了不让孩子“缺爹少娘”，女性委曲求全生活在丈夫的暴力阴影里，此现象在农村并非个案而极具集体征候，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三 　　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男权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广泛存在于民间，亦潜隐在国家意识形态深层。电视台无意轻视女性，只是对男权文化习焉不察，吉尔伯特·默里认为这是一种“种族记忆”，而“无意识原型对周围世界的结构能力和想象变形能力，来自于语言对这一世界的编码”。②用传统伦理观作为调解当下现实矛盾的理论资源，虽出现了矛盾化解的圆满结局，但造成了现代文化及理性思维的遮蔽与放逐，使电视节目失去了本应具有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张力。近年地方电视台的实地调解节目良莠不齐，有的因价值观扭曲、格调低下备受诟病，是广电总局重点治理的对象之一。 　　母系氏族社会结束后，男权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是人类历史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女性启蒙运动始于16世纪，经过了近400年的斗争。20世纪初叶中国才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国家转变，自晚清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以淋漓大笔论述女性问题，到“五四”的女性启蒙呐喊，女性解放只表现在“剪辫子”、“放小脚”的形而上层面，未能撼动男权文化根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女性的个性解放是一个不断为大时代凸显，又不断被大时代遮蔽的社会文化命题。正如李泽厚所言，现代中国经历的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并呈现救亡不断压倒启蒙的格局，女性的个性解放只是时代的风云碎片。 　　中国的女性解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性的阶级解放，由女性与本阶级男性共同反抗阶级压迫获得。这种解放掩盖了女性的阶级身份是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