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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间年画大众传播功能 　　摘要：古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稀少、题材广泛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南北年画产地的形成等因素，使年画成为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年画的伦理教化功能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不同题材类型的年画反映出不同层面的伦理教化功能，维系着农耕社会的传承秩序。 　　关键词：年画 农耕社会 大众传播功能 　　年画的起源与发展 　　年画是农历新年（春节）时粘贴于门板上或室内墙壁上以祈福纳祥、驱灾避邪或装饰用的绘画，因主要是在过年时购买、粘贴而被称为年画。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民间年画是指木版年画，不包括剪纸画和胶印画，即过去曾风行广大农村地区的最普遍、最常见的木版年画，而不是现今被当做高档礼品赠送的年画。“民间绘画负载下层民众的愿望，年画为其重要表现形式。”①既然年画承载着底层民众的愿望，我们便不能不重视年画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作用，尤其是民间信仰和道德规范的维系和教化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年画的大众传播功能。 　　年画的肇始可以追溯到汉代，最先是驱邪的门画和种种神像。《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谓之神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桃符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分化为春联及门神画，春联向文字方向发展，门神画向绘画方向发展，慢慢变为岁时专用的张贴于门上或室内的各类图画，这就是年画的起源。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在技术上为年画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年画逐渐进入历史上的繁盛期。明末清初之际，南北年画各个产地全部形成。河南开封朱仙镇年画、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河北武强年画等主要年画产地地域特色明显，各领风骚数百年。流传至今的一句顺口溜对南北画风做了精辟的概括：“南桃北柳论画庄，农家年画看武强。”“南桃”即指苏州桃花坞，“北柳”即是天津杨柳青，“南桃北柳”的年画以市民生活为表现重点，而河北武强的年画则更多地带着乡土的淳朴与率真。 　　我们以武强年画为例来看年画的兴盛过程。武强地处燕赵腹地，地势低洼，春旱秋涝，土壤乏力，百姓的生活历来很艰难。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深州风土记》说：“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版杂印五色纸，入市鬻售。”这段记载非常有趣，靠耕种土地不能维持生活，武强人倒发明了一门手工技艺，让这块贫瘠之地散发出民间艺术的芬芳气息，似乎与晋中票号业的勃兴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强年画在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发展至巅峰期，武强的年画印制与集散地――南关有画店144家，县内68个村庄内有年画作坊1587个，全国各地建立业务关系的批发店近200个，年产量最高达到1亿对开张。②一个小小的县城，能吞吐如此之大量的节庆用品，那景象也真够壮观的！“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马厚，不如武强一南关。一天唱了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这是前清时期流传于武强一带的歌谣，“戏”是指武强的戏曲年画，“千台戏”是说戏曲年画的品种和印制数量之多。 　　年画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 　　自宋代到明清时期，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方式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最稳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年画在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凸显其大众传播功能，成为农耕社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体。而且，年画不仅于岁末腊月大量出现在乡村集市和城镇街巷，就是在平时的喜庆节日、婚丧风俗中，也可见到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年画之所以能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古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稀少，导致年画大众传播功能的凸显。古代没有广播电影电视，也没有报纸杂志，更没有网络，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娱乐生活，缺乏可靠、有效的消息来源。虽然书籍、《邸报》早在唐、宋已雕版印刷，但受众必须具备基本的文字阅读能力才能接受，而绝大多数农人是文盲，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书籍和《邸报》的受众群体。年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绘画素材既取自乡间关注的内容，作品样式又能为农民所接受，且浅显易懂，售价低廉，自然销量就大。晏阳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即从识字教育入手，极好地说明了广大农民识字水平低下的现实；而上个世纪头几年彭翼仲在京畿地区提倡改良年画，也正是看中了年画的巨大宣传价值。 　　第二，年画的题材广泛，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能够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人群的审美需求。综观各产地的年画，吉祥均是唯一的表现主题，蓬勃的生命活力和乐观主义精神充盈其间，符合中华民族朴素的情感诉求。但是，在表现吉祥这一主题的艺术追求中，年画的题材却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佛仙神像、田园农耕等传统题材的作品一贯占据主流，明清两代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