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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本土特色调查性报道 　　按照西方的调查报道定义，调查性报道的宗旨就是关注社会上一切蓄意掩盖的丑恶和不道德的新闻并加以无情揭露。如果用这种标准划定调查性报道，尤其是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的题材和采访活动空间将受到很大的局限，也与我国奉行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相悖。从今天我国社会的发展情况看，现实社会生活中其实有许多事件、人物和话题具有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新闻价值，同样需要进行深度报道、需要发掘和调查。因此，笔者认为：调查性报道是由媒体相对独立完成，以记者调查为主要方式，揭示不为人知的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形式。它在表现非揭露性题材，即中性、正面题材方面，同样可以大显身手――这也正是调查性报道中国特色的体现。以笔者多年的从业经验所得，之所以得出以上观点，是基于对我国现状的思考： 　　 　　我国的媒体性质给予了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的空间 　　 　　众所周知，媒体性质决定报道目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媒体是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喉舌存在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任务。即便是对“揭露性题材”的报道，其目的也是发现问题、揭示现象、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这与西方完全不同。大量中性、正面的题材需要新闻工作者去挖掘，这就给了调查性报道以生存发展的空间。 　　调查性报道第一次成为中国新闻界蔚为可观的现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闻媒体也逐渐从单纯的阶级斗争工具中解放出来，新闻报道开始按新闻规律办事。宽松的舆论环境和难得的民主氛围使得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异军突起。新时期第一个重量级的调查性报道是1980年7月《工人日报》对于“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的报道。这篇报道详尽陈述了沉船原因，站在揭示现象、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角度，锋芒直指政府高官的渎职和不作为。报道发出后，舆论大哗。事???，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制裁。这次报道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此以后，调查性报道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记者关注的话题涉及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话题成为各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在教育类话题中，读者关注的很多问题是中性、正面的题材，需要新闻工作者去挖掘，这也正是《现代教育报》中诸如“教师薪酬状况调查”、“教师生态状况调查”、“师生关系调查”、“中小学生消费状况调查”、“师生读书状况调查”等很多此类调查报告引起各界强烈关注的原因。 　　 　　调查性报道能够丰富非揭露性题材的表现方式 　　 　　调查性报道在表现揭露性题材方面的能力已为实践所证明，那么调查性报道是否可以用来表现非揭露性题材呢?回答是肯定的。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题材上的包容性。只要存在被隐藏的和不为人知的内容，就存在使用调查手法进行报道的可能。现实社会中，不仅揭露性题材中有需要揭露和公之于众的内容，中性、正面题材中，同样存在被隐藏、不为人知的内容，当其他题材在容量和手段上不足以全面充分表现其复杂性时，调查性报道便可以发挥它强大的表现力。可以说，采用调查手段采写新闻，丰富了非揭露性题材的表现方式。 　　从实践看，在调查性报道不断涌现的众多佳作中，不乏非揭露性题材的优秀作品，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作为调查性报道影响十分广泛；《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刊登的调查性报道广受读者关注；后来居上的电视调查性报道中非揭露性题材更是佳作频频：《新闻调查》开篇之作《宏志班》、获得国际大奖的《大官村里选村官》、《第二次生命》都是非揭露性题材；《香港行政长官推举纪实》、《跨世纪的政府》、《张家港的故事》、《黑脸姜瑞锋》等也都是中性或正面题材的代表作。由于揭露性调查报道的采访手段多是秘密调查，这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构架中还存在争议，法律风险很大。因此，中性调查报道的非揭露性可以避开法律争议，使报道题材和采访手段多样化。 　　 　　用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是受众的需要 　　 　　从受众的角度看，他们面对的新闻传媒所传达的信息是庞杂的，让人目不暇接又难以选择。越来越多的受众逐渐不满足于媒体中诸多对中性尤其是正面题材传统的“说教式”报道方式，不满足于简单的陈述性报道，渴望看到由记者引领的更为详细、更为客观、更为彻底的深度报道。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卡尔?霍夫兰认为：“当传播者被认为具有可靠和可信靠这两种品德时，就会产生最大效果。”而“可靠”和“可信靠”这两种品德必须通过传播大量表现事件真实面貌的信息取得。调查性报道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它以层层推进的调查方法为主要报道手段，以能获得大信息量的调查手法使观众通过身在现场的记者“亲眼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