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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高发背后本刊综合 　　重庆璧山县的李宝根(化名)侣岁那年在当地的一家私营煤窑找了份挖煤的活儿，工作时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30多岁时，李宝根时常感到喘不过气来，经检查，医生告知他得了矽肺病。40刚出头，李宝根就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没有向单位讨要一分钱赔偿，他便卷起铺盖卷回家了，因为以前也有工友患矽肺病向单位讨要赔偿，但都是徒劳。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现在约有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计算机、汽车制造、医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的职工总数约为2亿，居世界首位。近几年，我国每年因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以上，占GDP的25％左右。而在国际贸易中。因劳工标准(包括劳动保护条件)遭到反倾销而造成的出口损失更难估计。 　　所谓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我国法定的职业病主要有尘肺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中毒、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等共10大类、115种。 　　职业病缘何高发 　　据调查，目前我国职业病的高发态势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企业：节约成本支出我国目前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实际上是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为蓝本设计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发展，职业病劳动者的来源和性质也悄然发生变化。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2011年《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172名职业病劳动者中，有66.7％来自民营企业、8.2％来源于外资企业，只有21.4％来源于国有企业。许多民营企业规模小，基本没有职业病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生产作业环境恶劣，生产工艺落后，有毒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而且往往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否认劳动关系。许多民营企业还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并常以注销企业的形式来逃避赔偿责任。 　　政府：预防、监管缺位由于我国对职业病预防???系投入过少。导致职业病防治队伍严重不足，卫生部门下设的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呈现不断萎缩的趋势。目前，全国独立存在的省级职业病防治院(所)只有12家，地市级职业病防治机构大多已经合并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的职业病防治人员更少。以职业卫生基础相对较好的广东省为例，平均每万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员只拥有职业卫生监督人员0.68人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2.18人。据卫生部统计，2009年各级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列入监，以2亿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计算，只有6.1％的职工纳入了监控。 　　另外，监管主体的不明确给职业卫生监管带来了较大困难，也导致实践中有关部门相互推诿监管责任。《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职业病防治的监管工作，但有关文件又将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划归了安监部门。 　　而预防、监管缺位的深层次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地方发展的政绩评估指标主要偏重反映经济数量和增长速度，而为追求经济总量付出的劳动力代价却没有被计入在内。由于职业病不同于工伤事故，其潜伏期长，多数不会当年发病，例如，尘肺病的发病期限较长，大部分患者接触粉尘工龄可在10年以上，因此，政府监管的效果可能到继任者的任期中才体现出来，而由于该指标并未纳入政绩考核中，因而常常被忽视，甚至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让未经职业病危害评价的企业开工投产；在企业运营过程中阻挠正常的职业卫生监督与监测工作，干预职业病诊断结果；在出现职业病群体事件时采用捂、堵、拖的手段。 　　劳动者：维权难目前，劳动者申请诊断需要提交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现场危害调查和评价以及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结果等材料，都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而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相关资料。2011年《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48％的职业病劳动者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 　　虽然法律、法规也规定了劳动者有检举、控告的权利，劳动者可以拒绝危险作业，甚至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些都不是积极的劳动权利，劳动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站出来同违反职业病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具体而言.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的权利无法对用人单位形成有效威慑；另一方面，劳动者在职业卫生方面缺乏集体协商机制，无法和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对话。 　　而在维权过程中.繁琐的程序设计更进一步增添了职业病劳动者的维权成本，甚至异化为用人单位逃避责任或拖垮职业病劳动者的“利器”。在现有职业病防治体系下，劳动者只能被动维权。即在发生了损害时主张金钱赔偿，却不能在生产过程中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抗衡。 　　认定标准：趋于僵化自《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