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眼中“作弊”根源.docVIP

老师眼中“作弊”根源 　　 　　记者在接触了大量的学生以后，决定将作弊这个问题提到掌握着作弊学生“生杀大权”的学校去，想听听学校是怎么来看待“作弊”这个问题的。于是按照常规思维，记者直接找到了上海某全国著名大学的教务处，但吃了一个狠狠的闭门羹。教务处有关领导这样回答记者：“我校对作弊问题不接受任何采访，而且我相信，没有一所学校会接受这样的采访！”于是记者只能“挖空心思”去找老师，所幸老师们还是很配合，能对记者“口吐真言”，而且对学校的态度表示“在意料之中”，他们说谁愿意记者挖掘自己不光彩的一面呢。因此为了保护接受采访的老师们，记者将不暴露他们所在的学校和他们的名字。 　　 　　李老师：一个人就让一个分数憋死了 　　 　　记者：听说您经常监考英语四六级考试？ 　　李老师：是啊，另外我也经常作为副监考监考政治类的公共课考试。公共课和英语四六级的考生比较多，老师又比较少，所以常常在考试的时候需要别的老师支援。 　　记者：您自己教什么？ 　　李老师：我是班主任，搞学生工作。 　　记者：能跟我谈谈作弊的情况吗？比如四、六级的“枪手”。 　　李老师：“枪手”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很难抓到，因为都做好了假证件。我们检查也只是检查考生本人的脸和身份证、准考证上的照片是否是同一人，既然做好了假证件，我们是很难判断出的。当然有些“枪手”会在我们核对的时候表情过度紧张，这样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记者：您抓到过吗？ 　　李老师：抓到过一次，就是因为他紧张得脸色都变了，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把他带出去问他叫什么名字，出生年月日，他说的居然和身份证上的不符合，结果就抓出来了。 　　记者：有别的作弊方法吗？ 　　李老师：有，用手机耳机的，夹带的打手势的都有，但我们发现了一般不会抓，没收工具或者至少半个小时站在他旁边。其实没必要去抓，只要让他知道他被发现了，并且已经失去继续作弊可能了，他的心理已经垮了，后面几乎是大脑一片空白了。 　　记者：那些公共课作弊严重吗？ 　　李老师：很严重，甚至公开说话的都有，但是主监考的任课老师都比较客气，我们做副监考的自然更不可能严格了。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现在学生作弊这么厉害？ 　　李老师：我也经常和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恐怕比较能够代表学生发言。首先一些政治课的课程设计和内容让学生很没有兴趣，平时上课没几个愿意好好听的，但是考试还是要考，而且是死记硬背，大部分学生不愿意在这些课上花很多时间，所以考试就要依靠作弊，这些课程的考试中，连好学生都会去作弊。然后就是外语，无论是从学生角度还是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现在我们对英语的重视程度是过度了。本科没有英语四级证书、硕士生没有六级证书都拿不到学位，英语的重要甚至超过了所有的专业课，这没有道理。我个人觉得外语这个东西究竟要学到什么程度，老师可以引导，但选择权应该给学生，不能强制。我有一次监考六级，一个男考生哽咽着哀求我让他看一眼字典，说是都考了4回了，到现在学位证书还拿不到，工作落实不了，可他就是学不好英语。当时我真是觉得心酸，一个都30出头的大男人了，在考场里被一门考试弄得要掉眼泪。 　　记者：您的意思是教育制度有很大责任。 　　李老师：我们的“应试教育”让考试变得太重要，太追求结果，无论想干什么都要考试，都要凭考试成绩，而且还不管你是不是感兴趣、是不是学得会、是不是适合学，常常一个人就让一个分数憋死了，把人逼到这个份上，能不出歪门邪道吗？ 　　 　　朱老师：学生的心里没有诚信 　　 　　记者：您在监考过程中是否抓到过很多作弊的学生？ 　　朱老师：我监考的都是我教的课，一般这样的监考老师不会主动去抓学生作弊。尤其是对一些做小动作的学生，比如东张西望、偷看别人两眼的。我们大多会采用提醒、警告等，阻止学生的进一步“动作”。 　　记者：为什么呢？ 　　朱老师：因为如果将这些学生上报到学校，一则处分记过会跟随着学生的档案，会影响他的前途甚至一生。二则处理学生的作弊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抓得越多就越繁琐。学校并没有一个专管部门来处理作弊，哪个老师抓住的，哪个老师负责处理，写报告、谈话……至少半天，老师花不起这个时间。对于那些屡教不改，视老师的提醒为无物，特别不把老师当回事的学生我们会采取记下学生姓名，让他的考试成绩不及格这样的方式。只有对那些明目张胆又目中无人、态度恶劣的学生，我们才会上报到学校，给与比较严厉的处分。当然这样的学生很少。 　　 　　记者：据您观察，学生一般用什么手段作弊比较多？ 　　朱老师：因为我们是工科，学生作弊基本上限于偷看同学的考卷、事先在考场课桌上抄公式这些手段。因为工科本身条件的限制，答案是很客观、很明确的，对与错很分明，没有文科卷的主观成分，所以翻书对他们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至于夹带纸张进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