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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台湾早期新闻教育 　　民国时期新闻教育特点与思想概述 　　中国新闻教育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建立为发端，它为我国新闻学理的研究、新闻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系，标志着中国高等学校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始。按照惯例，民国起止时期大致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期间的新闻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闻教育的诞生与萌芽时期（1920年~1927年）、新闻教育初步发展时期（1927年~1937年）以及新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时期（1937年~1949年）。①民国时期形成了以下较有代表性的思想： 　　第一，新闻教育对国家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必需的，并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针对新闻无学的观念，戈公振认为：“医生药剂师，因为恐怕把人误杀，所以他们要科学的训练”，而对于充当数千人数万人数兆人指导员的记者，“并没有证明他知识成熟的程度，却把一个更贵重的生命，就是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的生命托付给他，是很不合理的”。②谢六逸认为当时的中国十分缺乏理想的记者与报纸阅读者。为了大学的福利、为了社会的需要、为了学生的常识，有开办新闻学系的必要。③张君良则从新闻教育对新闻事业的推动角度指出：“报业为谋自身发展，需要有训练的人才来工作，而这种期望却只有新闻教育机关可以完成。新闻事业犹如一种改造社会的武器，新闻记者如一个改造武器的技师。技师的技巧足以影响武器的钝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欲求新闻事业发展，必将以新闻教育机关的发展为其前提，两者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其共同提携共同合作也成为必要。”④ 　　第二，课程设置注意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重视学生通才知识的培养。由于受美国潮流的影响，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呈现出跨学科趋势。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成立之初实务课程比重比较大，曾虚白认为实有改革必要，他说：“新闻记者是一位‘通才’，不是‘专才’。记者的教育应注重在‘通’而造成其‘博’……我们不应再偏重在技术的训练，而应转移注意到通才的培养，一切社会科学因应广加涉猎，就是哲学，文艺以至??然科学也都不能不知道。”⑤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本系学则》中指出，“新闻学乃多方面之学科，与人生任何部分均有关系。因此，新闻人才，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与训练，对于各种学识皆宜有清晰之概念。所以本学习对于新闻的专门学识极为注重，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亦为重视”。⑥因此，燕大课程设置中规定主修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副修一门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如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复旦大学新闻系也规定，除本系必修课程之外，学生应以政治或经济系为辅系，必须在其中一个辅系修满12个学分课程。 　　第三，注重实践教学，注重与业界交流，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民国时期各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均重视采写编评实务课程的分量和训练，多数新闻院系都设有可供学生实习的报纸、刊物、通讯社。任教的教师多数具有较为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比如邵飘萍既是著名的记者、《京报》社长，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平民大学、民国大学等任教，戈公振先后在《时报》、《图画时报》、《申报》任职，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俞颂华，也曾担任过《星洲日报》、《光明报》、《广西日报》等几十种报刊的总编，又是多所大学的教授。这类教师走进课堂，有利于学生了解新闻业界的工作、开拓视野，使新闻教育能够较好地为新闻实践服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中国新闻教育应结合中国实际。民国后期，新闻教育界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中国新闻教育进行反思。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谢六逸反对由外国人主办新闻教育：“中国既有国立或私立的大学，用不着等外国人来到国内来替我们培植，这种新闻教育的责任，是办大学教育的人应该负责的。”⑦谢六逸还试图通过合理设置新闻课程，来实现为本国报业培养人才的目标、在新闻课中增加了中国报学史一类的课程。卢沟桥事变后开始主持燕大新闻系的刘豁轩，对中、美新闻教育现状进行比较后呼吁：燕大的新闻学教育，“要针对中国报业的现状，造就人才。不使用非所学，或学非所用。报学教育的目的与理论，虽然不必有什么国籍之分；可是为造就中国的报人，在课程计划上，必须对于中国的特殊情形与中国报业的特殊需要加以正确而严密的注意。西洋的，东洋的，以及美国的报学课程与施教方针，绝对不能生吞活剥!”⑧针对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刘豁轩对燕大新闻系的教学计划进行了修订，首条原则便是“适合中国报业实际需要”。刘豁轩特别注重对“文字学科”的调整，一般不再鼓励学生选修第二外语及第三外语，而是鼓励学生将中文与第一外语――英文念得好一点。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北京，刘豁轩入狱，改革计划被迫终止。 　　台湾早期新闻教育对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传承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