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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永久”渐行渐远背影 　　“走私”自行车 　　徐赛虎 　　 　　“赤脚医生”陈原决定再去王直平家借一次自行车。陈原相信，这次王直平会借，因为前两天刚给他看了病。 　　陈原到王直平家时，生产队长已在那儿了，他也要借王直平自行车。崭新的上海产“永久”已经从地上搬到了正堂的粮柜上，用一块破被单罩着，铮亮的钢圈透过破布洞很是闪眼。 　　陈原看到，王直平正在冲着生产队长大吼：“借车是不可能的事!老婆可以借，自行车不可以借!” 　　陈原一看这架势，就推着自己那辆断骨架的破车悻悻离开了。 　　整个生产大队，就三辆自行车。陈原的这辆破车，还是刚做赤脚医生时，父亲从南通县城里托人用旧车凑起来的，现在破得只能推着走了。 　　1974年的苏北农村，很多东西要凭票供应。以陈原的能耐，根本就弄不到购车“计划”，而黑市上一辆“永久”或“飞鸽”要300多元。 　　但亦脚医生的工作让他不得不弄一辆自行车以代步，再有，自行车也可以当个毛驴使唤，从外地驮几百斤猪饲料。 　　陈原决定给上海的两个“工人阶级”姨妈写信，托她们从上海弄一个“自行车计划”。信是在春节前写的，回信却到夏天才收到。 　　陈原带着200元钱，辗转来到上海。当时买到车的心情已经忘了，只是想赶快回家，家里的活不能歇。买车180元，已是他家一年半不吃不喝的收入。 　　但还不能从十六铺坐船原路返回，码头查得紧，上海计划内紧俏物资不能随便流到外地。陈原只好从上海江苏路骑车到大场镇，在小姨妈家休息一下，带上一些干面饼，再骑车到江苏的浏河港，乘每天一班的小火轮摆渡到苏北海门的青龙港，再走一半的路才能到南通。人是累，但这样可以逃过上海的检查。 　　南通与上海的相对距离约300公里。陈原到了江北已是徐夜，路不熟，天又黑，他越骑越快，买了新车的油然自得心情，早已不见了，剩下的是一路担心，怕遇上个坏人，把铮亮的新车抢了去。 　　他想打着响铃壮胆，但又怕车铃声把坏人给引过来，况且打铃过多也许会把新车铃打坏。直到他看见自家茅屋时，他才敢把铃声打得震天响。 　　如今，陈原已换了三辆摩托车，女儿要不是因为油价涨得厉害，也早已买了汽车。但陈原的老婆却说，骑摩托是省力了，可心却不省，老是担心出交通事故! 　　 　　第一次远行 　　顾　怡 　　 　　12岁，我拥有了平生第一辆“凤凰”自行车。从那开始，自行车便与一颗向往自由的心灵结伴而行了。我骑遍于我随母亲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庄。这个村子离上海很远，而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骑到那里去。 　　小学毕业后，我去了镇上读中学。忙碌的高考备战令我压抑而厌倦，我渴望外面的精彩世界。于是，有一个周末，我骑上“凤凰”，直奔上海市区。 　　究竟有多少距离，往返需要多少时间，中途会不会爆胎，这些我都全然不顾了，“走出去”的冲动令我没有丝毫退缩。 　　我如天涯孤客一般，驶上了平坦的318国道，视野被蓝天、绿野、小溪全全包围，我亲切地感受着江南“鱼米之乡”的静谧和典雅，空气中的芬芳令我陶醉，一切都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惊喜。 　　我看到了插着“土地征用”牌子却又荒草丛生的土地，鸟儿在高压线上停歇，摩托车倏地从我身旁开过。我也闻到了田野间透出的那股工业味道。长长的烟囱喷云吐雾，工厂门口五星红旗和其他旗帜一同飘扬。 　　那是1995年的春天的所有经济的因子都在萌动，我看到了比课本上描写的更鲜活的图景。 　　头一两个小时，双眼的兴奋完全淡化了身体的疲惫，但渐渐地，这变成了一场与自我的较量。体力在慢慢透支，而心中的那个终点却贪婪地不断变远。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是通向我未来的路，绝不能半途而废。 　　此时，天色渐黑，三个多小时的骑行已经令我疲乏不堪，而我不知道终点究竟在哪里，于是恋恋不舍地停歇下了脚步。当我折返的时候，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个地方，作为我第一次远走的纪念，也为我下一次出发做好印记。 　　后来，当我看到《17岁的单车》这部电影时，发现原来在青春的记忆里，总有自行车抹不去的影子。 　　 　　那些岁月的碎片 　　吴芳兰 　　 　　(1)四张自行车票办好了婚事 　　黄师傅(凤凰自行车厂下岗工人)： 　　自行车票，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有张自行车票，无疑是亲戚朋友羡慕的对象。 　　我参加工作的1981年，穿着安全生产的工作服，走路腰板都挺得格外直。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6元，而一辆“凤凰”需要132元，但一张自行车票可以卖到80―120元。 　　1986年我结婚时，搞到了四张自行车票，把婚事办得体体面面，添置物品、酒席，车队都不在话下。 　　当时结婚时兴“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收音机，而自行车最好是“永久”的，讨个好口彩，“凤凰” 有飞了的意思。我送给未过门妻子的就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