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根大舞台”意义.docVIP

“刘老根大舞台”意义 　　赵本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以一人之力，组织、推动“二人转”在东北各城市走红，并挤入京城演艺市场。“刘老根大舞台”进京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及此前几年郭德纲相声俱乐部的崛起――或许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国民娱乐”，终于开始回归正常生产机制。 　　 　　“国民娱乐”的概念 　　 　　 　　“国民娱乐”概念是与现代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经常把欧美于17、18世纪出现的国家形态――nation-state译成民族国家。这似乎不甚准确。Nation首先是“国民”的意思，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国民”。 　　在前现代国家，每个人都具有某种特定身份，其娱乐活动与其他活动一样，会受限于区域与阶层属性。现代国家的宪法则赋予所有民众以平等的政治与法律地位，也保证人们在国家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所有人从地区与阶层、行业分割中释放出来，成为平等的自由“国民”。为适应“国民”生活，现代国家构造了国内法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等等，同时也必然存在某种“国民性娱乐”，所谓popular艺术是也――而在18、19世纪的政治学文本中，这个词就有民主、民众之意。 　　当然，国民娱乐并不排斥区域性、群体性娱乐。任何时候，娱乐体系都是多层次的，不过，这其中，国民娱乐是上层的、全国性的，它或许可以说是娱乐领域的“大”传统，它的样式、内容对国民的生活、精神会产生较大影响。当然，国民娱乐本身也是多元的，尤其到20世纪，传播工具多样化极大地推动了娱乐样式的多元化。但无论如何，国民娱乐的基本特征是“风靡全国”，影响及于大多数国民。 　　既然如此重要，则国民娱乐是由谁、以何种方式生产的，将极大地决定国民娱乐呈现何种样式、传达何种内容、瞄准哪些受众。理论上，国民娱乐当然应由国民来生产。但“国民”只是政治与法律上的抽象，具有从事娱乐产品生产的，乃是具体的人。是谁？是政府还是民众？如果是民众，是哪一部分民众？以哪些群体的娱乐样式和内容为本？最后一个问题经常被忽视，但对于本文讨论的话题来说却至关重要，它关涉乡村与城市在国民娱乐生产过程中的地???、角色问题。 　　 　　美国的国民娱乐生产机制 　　 　　 　　大型国家是幸运的，它由城市与乡村两种类型的文明构成。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在气质上有相当大差异，这也体现于娱乐方面。也许是因为接触土地，接近神灵，在乡村，生命的直接流露就凝聚而成原创的文明。此种娱乐样式和内容通常是粗糙的、粗犷的，具有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和冲击力。城市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相对集中，具有更高水准的“文化”。因而，城市人口的心灵更加敏感，欣赏趣味更为精细。因而城市的文明相对于乡村，通常雅致一些，奢华一些。 　　应该说，这两种文明对个人心灵的成长、对国家文明的健全发育，是同样必需且同等重要的。健全的文明需要原始的生命力不断补充，但不加驯服则会流于野蛮；只有城市的精雕细琢，文明则会流于孱弱。两者保持互动，乃是文明健全成长的基础。 　　在前现代国家，城市与乡村的力量结构是较为均衡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并无太明显落差。现代的标志是工商业迅速扩展，城市取得相当明显的强势地位，很容易出现城市完全压倒乡村的格局。诸多现代化理论家也宣告，现代文明就等于城市文明。从经济结构角度看也许确实如此，但从文明角度看却未必如此――更不应当如此。 　　事实上，只要制度设计合理，也未必出现城市独大的格局。比如美国。美国于18世纪末已建立起现代国家，但要到20世纪初，随着交通发展，人口大量流动，国民娱乐才开始呈现出较完整的形态。 　　美国20世纪流行音乐――这是国民娱乐中最重要的部分――的几乎所有样式，无不渊源于乡村。比如，“乡村音乐”自不用说，另一种重要的音乐样式――blues，也源于乡村，且成为后来几乎所有音乐的基础。上个世纪初，很多音乐人，前年还在棉花地里吹口琴，去年乘坐火车到芝加哥在酒馆里表演，今年又出版唱片，走红全美，成为巨星。他们从乡村带来的那种具有强悍生命力的音乐，又影响了具有纯粹城市性的诸多音乐样式，如爵士、摇滚。此后，又不断有乡村的音乐，如灵歌、“雷鬼”流入城市，成熟于城市，并通过城市的生产与传播机制，成为风靡全国的国民娱乐。 　　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城乡互动的国民娱乐生产模式：乡村供应初级产品，城市加工成全国性产品。乡村形成的原生态娱乐随着人口流动流入城市。在城市，乡村艺人及被此娱乐吸引的城市艺人共同对其进行加工，它们趋向精细化、雅致化，弱化地域色彩、行业色彩、亚文化色彩，从而普遍化为国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接下来，透过城市建立的商业性传播体系，它们风靡全国。 　　包括回流乡村。乡村也接受了城市的娱乐。但是，这种来自城市的娱乐，本来就有乡村基础，因而它并不是完全外来的，完全可以算乡村固有娱乐经过自然生长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