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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广东省实证研究 　　摘要：通过对2000~2009年广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发现，广东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国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非一致。在排除了人口基数影响后，发现广东的工业废气指标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标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倒“U”形，而是弱“N”与上升直线等形状。着重以人均SO2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与排放量之间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固体废物产生量随着经济增长逐年上升，而经过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理后的固体废物排放量却大幅下降。得出政府的环境政策和重视程度对整个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政府政策方向能够对EKC曲线的发展趋势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EKC曲线；三废排放；环境保护；SO2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7.0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7-16-03 　　 　　 一、引言 　　 环境问题是一个伴随着经济发展逐渐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斥性与相关性。上世纪70年代后，国外很多的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的关系。由于我国对环境的重视时间比较晚，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少，无论是理论或者实证都比较缺乏。而对其曲线形状改变因素的探索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都是以“三废”的总量指标与人均GDP为研究对象，没有考虑到人口基数的影响。同时，没有区分固体废物产生量与排放量的差别，以及差别背后的原因。 　　我国近几年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一向以粗放发展模式的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产业遭受巨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我们应该看到，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广东省的环境质量有了较大提高，污染物的处理更加的科学规范。通过研究2000~2009年人均GDP增长与各种环境污染指标变化的情况，笔者给出排除人口基数变化带来影响的人均“三废”的库兹涅茨曲线。同时就政府重点治理的SO2排放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与排放作为笔者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于1957年在研究世界各国贫??差距时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1]。受这一假说的启示，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2]指出了两者的关系为“污染程度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长而下降”，形成了最初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在国外方面，Brrgit Friedl、Michael（2003）[3]揭示了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与C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是环境质量变化的一个决定因素。John 和Pecchenino（2005）[4]的理论研究认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对健康和环境的需求随收入的增长而上升，从而引起环境管制加强，并有可能促进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的转变。在国内方面，目前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证层面,如陈华文等（2004）[5]发现，除二氧化硫外，其他3种环境污染指标均表现随经济增长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现象。凌亢等（2001）[6]利用南京市1988-1998年数据对3种污染物进行了分析，发现南京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进程不能用倒“U”型假说找出拐点，环境污染呈扩大趋势。王彦彭对中部六省1990~2006年人均GDP和人均工业废物排放量之间的面板数据模型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显示，中部六省目前仍处在倒“U”的左侧[7]。笔者认为，一味的判断和强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是倒“U”或是“N”型意义不大，以上学者的研究最主要是从单一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研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引起曲线变化的原因上去，即政府通过各种短、中、长期政策深刻影响曲线变化的方向。我们应该明白：第一，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污染指数会逐渐下降，但这一过程绝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坐等着环境自己改善。第二，必须意识到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建立数据模型及实证分析 　　主要研究方法是：第一，数据采集。笔者数据来源是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污染指标主要有SO2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第二，模型建立。笔者以广东人均GDP量为横轴作为自变量，以各项污染指标为纵轴作为因变量，建立EKC模型。为了尽可能好的拟合效果，笔者依据国内外大多数的经验，选取三次函数Y=a+b1x+b2x2+b3x3作为模型，同时以二次函数模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