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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信任视角下政府行为与体制转轨 　　摘要：是什么引导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完成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在众多答案中，制度以及社会成员的民主参与无疑是重要的，但本文认为最根本的是社会民众信任的孕育。此观点与博?罗斯坦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博?罗斯坦并没有解决民众信任从何而来的难题。文章把民众信任作为一个描述市场化进程的因子，分阶段说明正是中国决策层的政策保证，不断地给民众的预期集合里加入市场化的元素，并阶段性地诱使民众预期发生无法复归的突变，从而孕育了民众的信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众信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这个复杂的过程暗含着许多特征，本文兼作给出它的经济学流派的特征。 　　关键词：民众信任：集合突变；政府行为：市场化 　　 　　一、引言 　　 　　转轨国家如何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场经???转变是十几年来众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就“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两种转轨模式孰轻孰重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Kornai，2000；Roland，2000)。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以及中国的大国崛起，现在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更关注于是什么引导中俄这样的大国从变革之始走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市场”的巨大作用，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制度安排在转轨国家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Rodrik，1999)。正如North(1998)所讲：“新古典理论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和描述促进发展的各种政策。它关注的是市场，而不是市场如何发展。”进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关注制度的演变对转轨国家的重要性，“收益递增”、“路径依赖”成为他们解释转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2004)把转轨国家的民众广泛地参与政治和社会运行的安排理解为一种权利交换，并用此来解释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如果把森所讲的社会参与视为通常所讲的民主的话，Barro(1997)和Przeworski(2003)等人的系统性经验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面的明确关系。虽然民主与政治自由本身极为重要，但两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Vishny(1998)和Shleifer(2004)更重视转轨国家中私有者在创造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所需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私有化会提供巨大的政治支持以建立私有财产的制度，因为它会产生私有者，而私有者会游说政府，向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创造支持市场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将随着私有财产的诞生而出现……”。中国学者吕炜沿袭了Shleifer和Vishny的观点，他对中国的体制转轨概括如下：中国经济由传统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必然要经历一个由物到价值的运动，由非货币化到货币化，由多重目标到价值增值为目标、为驱动的资本化运动。改革是内含着一个以市场为载体的资本化运动的过程演进(吕炜，2000)。私有者和资本对体制的转轨固然重要，但正如卡拉?霍夫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5)所提到的由于缺乏对法治的政治需求，在俄罗斯和许多转轨国家，Shlleifer和Vishny所讲的制度演变方式并没有真正地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简短的结论：对于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体制转轨的同时保持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的进步及制度保证是重要的，但制度在转轨国家中是怎么孕育的呢?似乎上述Shleifer和Vishny及吕炜的观点并没有触及根本。博?罗斯坦(2007)把关注的视角转向了社会信任，认为信任对转轨国家的制度的衍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其就社会信任从何而来，法律、政府、官员、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的论述遭到了埃尔?伯德斯库和埃里克?乌斯拉纳的反对，但却不可否认社会信任对转轨国家的社会稳定、制度演进、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的衍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在接受博?罗斯坦某些观点的同时，不拘泥于探讨法律、政府、官员、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而是把“社会信任”作为一个描述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因子，用它的演化过程来描述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并着重阐述转轨时期的中国民众信任从何而来，进而说明正是民众对未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才使得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稳步前行至今。本文把“政府行为”和“市场规律”作为影响民众信任形成的两个因素，并试图说明如何把握政府行为，以促使体制转轨的顺利实现，而不是对市场化施加阻力亦或拔苗助长。文章的以下部分将分别论述：(1)民众预期何以成为描述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因子，以及政府行为和市场规律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民众信任形成的作用；(2)以民众预期为参照物的市场化进程的解读；(3)分阶段描述中国1978年至今政府行为、市场规律对民众理性预期形成的有效性交错；(4)民众预期形成的经济学流派特征；(5)结论。 　　 　　二、民众预期：一个描述市场化进程的因子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