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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公平博弈”委托―代理模型 　　摘要：本文通过将Rabin(1993)提出的“公平博弈”概念植入现有委托―代理模型，获得一个考虑了代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性行为的新委托―代理模型。由该模型给出来的最优委托―代理合约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委托―代理最优合约更高的利润水平。研究发现，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模型中的最优合约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新模型可以解释企业人性化管理和许多有特色的人性化企业文化的形成。本文是行为经济学与现有激励理论相结合研究的一种初步尝试，是运用行为经济学原理重建信息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原创性工作。 　　关 键 词：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激励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3-0005-07 　　 　　一、现有委托―代理理论的不足 　　 　　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出现于各种经济管理问题中。大到国家对其下属各类机构的管理，中到行业管理机构与企业的关系，小到企业内部董事会与经理层，甚至工厂班组领导与其所管理的工人们，委托―代理关系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现有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主要是来自信息经济学的直接应用，是博弈论在不对称信息情形的应用。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委托―代理合约签定之后可能会出现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即道德风险，从而损害对方的利益。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委托人的道德风险也会损害代理人的利益。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更多地是对存在代理人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张维迎，1996；Holmstrom，B，1979； Mirrlees，J，1975，1976)。[1-4]当然，对于存在委托人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激励机制也有相关的研究(张维迎，1996)。[1]在委托人不能无成本地观察到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委托人通过与代理人签定合约，约定按照某些双方都可观察到的指标体系来向代理人支付报酬(或进行奖惩)的办法对代理人激励。在这种模型中，委托人的支付函数是期望效用函数，委托人不能直接无成本地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或努力水平，而是通过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对代理人的行为或努力水平进行间接??断。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报酬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报酬(如固定工资或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是与业绩挂钩的变动报酬(或变动工资)。业绩一般用双方都可观察到的指标(如利润等)来衡量。在现有的主流模型中，最优激励机制或合约要求参与约束条件给予代理人的期望支付(或期望效用)恰好等于代理人的保留支付(或保留效用)，或者代理人得到的期望支付比其保留支付最多多出一点点儿。这是委托人理性假定的必然结果。委托―代理模型近年来在已故的法国图卢兹学派领头人拉丰(JJ Laffont)的推动下有了新的发展。[5] 　　现有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代理人的行为只对其所获得的绝对收入水平作出反应，没有考虑代理人会关注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说，只是假定代理人的效用仅仅取决于其个人绝对收入水平，没有考虑相对收入对代理人效用的影响。尽管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也考虑了代理人的相对业绩对委托人设计最优合约的影响(即所谓的“标尺竞争”机制)，但是，代理人行为反应居然未考虑其相对收入，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上的一个严重缺失。同时，代理人在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里没有出现对“公平”的追求，这也是与许多事实相左的。委托人在给代理人支付报酬时，如果代理人不止一个，就会出现代理人对委托人进行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予以关注，而这种关注一般会影响代理人的行为反应或努力程度。一般来说，收入效应又是与公平效应相联系的。我们可从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现实中，我们可观察到许多与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相矛盾的现象。譬如，一些公司给它们的职员(特别是白领职员)以明显高于其保留工资的固定工资，这可理解为公司给予这些职员的期望收入是远高于他们在其他地方工作所得到的保留收入。这些公司本来完全可给予其职员较低些的固定工资也不会影响其职员的积极性，因为这些固定工资只要能够满足参与约束条件即可，而把这些固定工资降低一些后，参与约束也仍然是满足的。影响职员工作积极性的是变动工资部分的收入。所以，如果假定公司所有者是理性的，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就不能解释这些现象。笔者最近作了一项实证研究，搜集了10个行业的公司白领职员人均年收入数据，每个行业搜集了50个公司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将这些数据分解为人均固定收入和人均变动收入两部分，又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发现，每个行业里不同公司的人均固定收入都是不同的，而相同行业中不同企业职员的保留收入却是基本相同的。所以，这项研究否定了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所作出的预言。 　　由于每个样本序列中人均固定收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