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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食品公共安全规制制度分析 　　摘要：日本食品公共安全规制受产业和国家利益的驱动，在相关利益集团压力下，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规制的结果是：市场交易成本不断下降，食品公共安全水平处于较高水平。 　　关键词：日本食品公共安全；规制；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5－0090－0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对食品公共安全的规制，以保护消费者安全、健康和提高市场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为目的的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相关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各种危及食品公共安全新情况的出现，给世界各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制度、组织和经济体制为分析对象的比较制度分析应运而生。对发达国家食品公共安全规制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研究其演进历程和趋势，对提高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制度、制度变迁与规制：文献回顾 　　 　　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解规制制度变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凡勃伦指出，“制度实质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由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总和……经济制度就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所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并把博弈规则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大类。青木昌彦(2001)则归纳了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指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Common Believes)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舒尔茨(1991)把制度定义为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行为规则，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一定义被以后研究制度的学者广为接受。 　　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特定国家生成、演化的原因，经济学家在博弈论框架基础上，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国家特定制度的演化和变迁。科斯(1933，1962)创立了交易成本理论以分析制度的起源；诺斯则从简单交换形式到个人交换形式的变迁中，发现制度在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重要作用。当前关于制度形成的力量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持博弈规则论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设计的观点，而相信进化博弈论的学者明显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Menger，1883；Hayek，1973)。 　　由诺斯开创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保罗?大卫，1985，1995，2001；布赖恩?阿瑟，1989，1990，1994，1996)，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尼尔森(1995)指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制度是最优的，即使知道哪种制度最优，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最优的制度。适应性学习和经济的自然选择作为两种正反馈机制支配着制度的变迁过程。尼尔森和温特用马尔科夫(Markovian)微分方程描述的波动造成的动态变化来表明不同的制度结构在长期中的演化，并由布赖恩?阿瑟(Brain Arthur)加以改进，使理论假设和数学模型达到一致。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变化。以阿夫纳?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更注重制度的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文化和社会的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在决定社会制度结构的行程中，在导致制度路径依赖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意义。此外，经济学家们还研究了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拉坦，1972；林毅夫，1991) 　　规制(Regulation)作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是“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理或制约”，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为目的，政府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活动的行为， “包容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几乎所有的旨在克服广义市场失败现象的法律制度及以法律为基础的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某种干预、限制或约束的行为”。在西方国家，规制实践围绕着规制代表谁的利益、为何会发生规制、如何规制等三个问题，经历了规制、放松规制以及再规制与放松规制并存的动态变迁过程和四次主题转换，形成了三大规制理论即公共利益规制理论、利益集团规制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和规制框架下的竞争理论。自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委员会建立以来，政府规制的重心开始转向以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