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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出现倒U形拐点因素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负面影响，严重制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和政府必然采取措施调节收入差距问题。但是什么时候调节取决于对我国收入差距出现“倒U”形拐点的科学判断，通过对我国收入差距出现“倒U”形拐点的因素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调节收入差距问题。 　　一、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影响的因素 　　 影响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发生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政府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这四方面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既有扩大的一面，又有缩小的一面。从动态的发展过程看，他们对收入差距的效应是一个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过程，并且这四个要素对收人差距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 　　1.劳动力资本流动 　　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劳动力、资本开始自由流动时，由于供给小于需求会提高收入差距;当劳动力供求均衡时，会使收入差距最大化，出现“倒U”形拐点；当劳动力、资本反向流动时，收入差距会缩小并处于合理差距区域。 　　在劳动力、资本流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本向实际净收益高的地区流动；在劳动力、资本流动存在成本的情况下，地区间实际收益的差异必须大于劳动力、资本流动成本，才会发生劳动力、资本流动。劳动力、资本流动不仅受劳动力供求、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流动规律自身的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资本流入某一地区，该地区发生人口与各种产业的聚集，会产生两种外部性：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前者是指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市场规模扩大，厂商存货管理成本、不确定性成本和投入点寻找成本的降低；后者是指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劳动力、资本流动通过扩大流入地区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投人的需求及其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实际工资，使劳动力流动成为一个自我加强、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聚集经济会形成一种因果累聚循环机制，即使初始条件完全一样的地区，一些很小的条件变化也会触发劳动力、资本的持续流动，最终使各种产业高度集中于劳动力、资本流入地区。从而加速流入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拉大与流出地区收入的差距。 　　资本和劳动力流入某一地区还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在流入和流出地区的收益和成本。当一个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净收益高于其他地区，资本与劳动力就会流入该地区。一般来说，在流出流入的初期，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虽然会提高流出地的劳动生产率，但也会减少流出地的市场规模，增加厂商的存货成本。对流入地来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会促进发达地区经济的增长。因为一个地区之所以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往往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更高的收益率，当发达地区和高收益行业的收益增长率大于流入地和行业的收益增长率时，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当资本和劳动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入带来的收入增长率下降时，资本、劳动力流入比率就会降低，收人差距达最大化，从而出现“倒U”形拐点。当流入地出现聚集不经济、流入地的净收益下降，流出地的净收益提高时，资本和劳动力又会逆向流入原流出地，提高原流出地的净收益，从而使收入差距缩小，当地区之间的资本、劳动力合理配置时，出现地区收人差距的合理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出现在城市化率达到60%～70％，地区之间发展相对平衡时期。 　　2.城市化发展程度 　　城市化，“可以概括为一个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非农村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并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移的一种社会现象，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化率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倒U”形拐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城市化的发展与收入差距正相关，从而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化发展与收入差距负相关，从而会缩小收入差距，最终使收入差距呈“倒U”形关系。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各国都在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聚集资金、技术、原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同时城市化的发展还可以节约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交易费用。因此市场经济国家中城镇居民收入一般都比较高。根据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中期，为了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60％时，开始出现城市发展的辐射作用和外部性的负聚集作用，乡村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