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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经济快速增长下隐忧 　　 　　作者简介：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金融学教授。迄今为止在境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文章170余篇，撰写出版著作6部，完成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10余项，其中五项获奖。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商业银行战略与体制、世界经济理论等。目前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和上海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团体职务，被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内容提要：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具有坚实基础，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更应关注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和通货膨胀较快发展两大隐忧，其主要原因是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如果结构失衡不消除，未来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很大威胁。因此，在当前宏观政策的选择上，应该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既解近忧，也消远虑。 　　关键词： 中国经济资产价格通货膨胀 结构性失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3-004-06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低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保持了高速增长，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繁荣，这轮经济景气能否继续保持？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存在哪些主要风险？这些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一系列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国民经济维持景气具有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已连续四年保持在10%左右的速度增长，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的争论又趋于活跃，甚至有国内外学者预言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下滑，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拐点”。但我们认为，促进中国经济近几年出现快速增长的是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以及“人口红利”等中长期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因此,中国经济目前和未来若干年的快速增长仍然拥有坚实的基础。 　　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快速增长。1997年，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投资基础设施启动内需，从而为城市化进程构建了基本架构。200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7%，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2005年城市化率上升至43%。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基本上是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达到30-40%之后，城市化进程将有一个加速期。城市化将使大量的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相应地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由此会产生新的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同时，推进城市化还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一批新城市的建设，从而直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需求。 　　第二，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将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根据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中的第二个时期，即人均GDP 1200-2100美元的增长期。“重工业化”（即资本品工业比重上升）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先后经历过“重工业化”。发达国家在“重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轻工业发展阶段。 　　第三，“人口红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内仍保持高增长。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会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形成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都比较低的情况，这时该国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带来劳动力丰富、储蓄和投资增长较快的有利结果。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在我国已经并正在进一步形成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的“人口红利”。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15至64岁人口）快速增加，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以上。据预测，目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高比重将一直维持到2010年，2020年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才会发生较为明显的下降。照此推算，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并存的格局在中国还将至少维持10年左右。 　　第四，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我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之后，往往会伴随着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过程，经济增长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而从2003年至今所出现的持续四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不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增长周期，而且与这几年的高增长相伴的是有史以来最小的经济波动。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制度变革的动力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