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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慈善宣传向度和尺度 　　慈善是人类心灵的阳光。只有充满友好和爱心的社会。才称得上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我国越来越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2005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第一次写进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 　　在举国上下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加强舆论引导，增进社会的慈善意识，将慈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既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社会发展带给媒体历史性机遇，更是媒体实现自我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 　　近年来，本埠及外地的一些媒体发挥媒体的公众平台作用，竟设一些慈善类专栏和节目，在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和需要接受捐助的人群之间牵线搭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专栏和节目，在为困难群体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传递爱心，传递和弘扬一种巨大的社会精神力量，让人们心灵得到升华，慈善意识得到加强。为全社会营造了弘扬正义、人心向善的慈善文化。 　　然而，慈善事业是一项全社会的公众事业。尤其在我国慈善事业还不完善的当下。媒体究竟该如何有效地介入慈善宣传，如何理性地把握慈善宣传的向度和尺度，既是对媒体综合素质的考验，更是事关慈善事业的成败。 　　 　　一、慈善宣传应倡导正确的慈善理念 　　 　　慈善一词翻译成英文为“FHILANTHROPY”，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人的爱”，大约从公元十八世纪开始使用。还有一词“CHARITY”也是慈善的意思。该词出现的历史较为久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本意为“爱”的意思。 　　我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譬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和孟子也曾说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对于什么是慈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意思如出一辙：对人关怀。富于同情心。 　　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崔乃夫有极为精辟的概括：什么叫慈呢?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什么是善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讲的是横向的关系。什么是慈善呢?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崔乃夫会长以纵横的关系，深刻地勾画出了慈善事业的全部活动和真谛。 　　慈善的根基在人心和精神。作为媒体，宣扬慈善事业，应该把把握慈善的本质，从最基本的爱心出发，真正给人以关爱。这是媒体慈善宣传应该坚守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理念。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者和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关爱视角理应站得高看得远，从宏观上致力于推动整个局面发生体制性的变化，即媒体发挥高瞻远瞩的引领与建构作用，而不是忙碌穿梭在困难人群的慈善家和解决问题的机构。 　　媒体的关爱，不应该是一种盲目的爱，而应该是一种理性的爱，一种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建设性的真爱和大爱。 　　当前，一些媒体对慈善理念出现的偏差和倾向值得警惕。其一，同情怜悯不应成为慈善的基本理念。慈善的目的是救人之急，不是救人之穷。仅仅是出于对弱者同情怜悯，绝非慈善本义。媒体的责任在于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激发全民的爱心，调动全社会的热情，从而营造一种全民向善的社会慈善文化。其二，是爱心不必量化，慈善行为中，捐一元和捐一亿元本质上没有差别。其三，无论一个人多富有。无论一个人多贫穷，都不能构成富人必须付出慈善，而穷人必须得到慈善的理由。其四，慈善也不完全是付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小而言之，一个人在行善时，可实现自我道德的增值。 　　 　　二、慈善宣传不能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 　　 　　任何爱心不能盲目。爱心善举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违反法律法规和基本的人伦道德。 　　实际上，近年来，我们不少媒体在宣传爱心慈善人物或事件时，往往注重的只是人物或事件的“眼球”效应，却置法律和道德不顾或踩着“红线”跳舞，从而让慈善爱心事业遭受亵渎。 　　去年，鄂州市“何本英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何本英原是鄂州市实验幼儿园退休教师，从1981年开始收养了22名弃婴，其中3名仍在她身边。2005年，媒体敏感地捕捉到这则信息后，就对其大肆宣传。称其为“爱心妈妈”，何本英还于当年被相关媒体评为当年度“感动鄂州十大人物”。 　　两年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由于生活的压力，“爱心妈妈”何本英竟开始利用在身边的3个残疾孤儿到街头表演赚钱，被民政部门指责借孤儿敛财。媒体的态度由此急转直下，称其为“爱钱妈妈”。 　　这件耐人寻味事件的背后，其实是媒体的法盲所致。因为这件好人好事，本身就存在与法律相悖的地方――何本英在收养弃婴时，并没有到相关部门办理收养手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也就是说，这件好人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