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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手表厂转制隐痛 　　站在厂区的大门前，铁制的拱门上剥落了以往鲜艳色彩的“天津手表厂”5个大字，携着古旧的气息穿越时空扑面而来。走进大门，迎面是红砖楼房，脚下是水泥铺院，整齐安静得让人恍如走进了上个世纪一座正在上课的校园。 　　在中国轻工业历史的星空上，闪烁着天津许多颗耀眼的星星：在这里，生产出了我国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架照相机、第一辆自行车……天津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在计划经济时代便是全国响当当的“三大件”。 　　天津手表厂，现为天津海鸥表业集团公司。这个曾经诞生了我国第一块国产手表的国有老厂，可以说是天津轻工业昔日辉煌的象征。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手表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30多家手表生产企业纷纷倒闭。但天津手表厂却通过改制逃过劫难，奇迹般地迈上了新的发展轨道，然而有谁知道，在那样一个危急时刻他们??过怎样剜肉剔骨的伤痛呢？ 　　 　　气氛的转折 　　 　　来之前，《记者观察》记者便与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李以柱约定好了采访事宜。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陈设老旧的办公室里，操一口津腔的李以柱对记者侃侃而谈。说起厂子风云迭变的改革历程，说起手表行业的生死抉择，这位中年男人一脸沧桑和老到。 　　李以柱是集团总经济师，又兼任办公室主任，在手表厂已工作了26年。他是天津手表厂多年兴衰的经历者和见证人。 　　20世纪90年代，天津手表厂陷入了真正的困境当中，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日本电子表的冲击，加之国有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使这一老厂出现严重亏损，企业转制势在必行。 　　“手表厂改制基本是王总来了之后才开始的。”李以柱说的王总就是现在海鸥集团的总经理王德明，他1995年调入集团公司。之前在1992年，上级主管部门天津市一轻局以天津手表厂为龙头组建了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整个集团包括30多个下属公司，此次王德明改制是围绕老手表厂进行的。 　　手表厂开始划小核算单位，依照专业功能重新组合，将下属公司和部分车间独立出去，自负盈亏。通过这一措施，手表厂摆脱了历史包袱，企业主体也精干了。 　　王德明决定，将之前大批生产的电子表业务转交给合资公司，手表厂重新做机械表，但与传统的机械表有根本的区别。王德明提出：将机械表作为一种艺术品来经营。“手表不仅仅是一种计时工具，它还是奢侈品，一种有生命的工艺品。它可以代表一种身份和品位。”1997年，天津手表厂彻底停掉了电子表的生产。而正是这一年，手表厂的经营坠入了最低谷，工人大批下岗。 　　“用王总的话来说，就是公司不能倒闭，要让工人有事干。所以我们当时暂时让大多数工人下岗、回家，留一部分精兵、技术骨干来搞研发。只有保住我们的技术力量，我们才能再次腾飞。”李以柱说。而后他一再强调，手表厂没有“生产性下岗”，即因效益不好而下岗，只有不适应工作而下岗。 　　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手表厂曾有5000~6000多名职工，如今仅剩1600多人的情况，李以柱说：“手表厂1955年建厂，90年代初退休了一批，后来又有一批下岗。2002年以来，厂里效益好了，就陆续让工人返岗，考虑到有些职工家里困难，我们设了公益岗，让他们做后勤工作。” 　　1998年，公司卖掉厂子后面一块大约40多亩的地，所得资金投入到了产品的研发上，厂子终于冒出了点活气儿。2002年，王德明又将几个有活力的车间组织起来，由公司几个经营者和厂里工人入股73%，一轻局入股27%，注册资金2380万，成立了天津中欧公司，至此企业改制工作告一段落。 　　4年过去了，如今的手表厂产品款式达到80多种，去年产值28749万元，不可说不是一个成就，用王德明的话来说，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保住了‘海鸥’这一品牌，使‘老三样’得以延续”。 　　采访一直在平和的氛围中进行，李以柱不时端起茶杯呷一口茶水，讲到厂子状况转好时还露出几分得意之色。可以说，李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从他抑扬顿挫的声调中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态度和情感。 　　快要结束时，记者提出想要见一见职工，以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听到记者的要求，他一下子变得沉吟起来：“这不太好办，以前媒体来采访，也都要见职工，老职工上了年纪，都觉得烦。” 　　“那可以找咱们厂现在的职工。”记者又说。 　　“他们在工作，最近工作很忙。”似乎自己也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迟疑着说：“我可以给你问问。” 　　一直顺利的采访居然在这里卡了壳，原先和缓的气氛瞬间沉闷而尴尬起来，这让记者有些无措。 　　李以柱再也不多谈手表和他的手表厂了，只是简单交待其他人给记者找几份材料，便匆匆离开了办公室。以后再没有露面。其后几天，尽管记者几次打电话给他，要求帮助提供工人的名字和地址，这位“老海鸥人”以种种借口予以婉拒。 　　 　　艰难的寻找 　　 　　计划经济年代里成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