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改革与发展新阶段中国.docVIP

处在改革与发展新阶段中国 　　中国即将步入改革开放30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我们应该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实践做出基本判断。 　　 　　一、中国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2006年，中国GDP的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 　　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方面的变化，可以作为判断中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参考性指标，中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这个判断，与中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1．经济发展水平。根据邓小平的设想，中国要实现小康，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水平，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也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起点。到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100美元；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2010美元。 　　2．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的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中国在2001年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6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11.8％。 　　3．消费结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2006年，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8％，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5％。 　　4．就业结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2.6％。 　　5．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银行对全球100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2006年，中国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43.9％。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是中国近50年来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历史性过渡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二、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中国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过渡，“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映。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到2006年底，中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2)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资源环境压力不仅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说，目前在中国，新增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 　　(3)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也反映了某些体制、机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2．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未来的10－20年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问题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还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例如： 　　(1)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 　　(2)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 　　(3)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目前这个转变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