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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元稹 　　小时候看电影,会指着银幕问这样的问题:“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有时候,父母亲会给予明确的回答,有时候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长大以后,阅历越深越觉得大多数人难以用“好”、“坏”来形容,就像“五花肉”,肥瘦相间,说不清算是肥肉还是瘦肉。 　　唐朝的元稹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一度被评论为“刚直不阿,情感真挚”,可是随着文史热的兴起,越来越多被挖掘出来的史料,让这样的评语变成了笑话。元稹变成了玩弄女性、趋炎附势的小人。 　　假设元稹的一生是一篇文章,这两种看法都有点断章取义。 　　 　　一、刚直不阿屡遭调遣,路遇太监驿亭被逐 　　 　　步入官场初期,元稹的确刚直不阿。初涉职场的元稹也曾胸怀大志,不甘于像老油条同事那样混日子。左拾遗被认为是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元稹却在这个位置上干得锋芒毕露。他积极参政议政,吏治、军政都敢大胆谏议。 　　元稹这样“爱出风头”,自然让朝中的老同志们有些看不惯。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这一提拔看似领导对他的赏识,其实是人家等着看他去捅马蜂窝,让他去接受挫折教育,以便今后知道收敛。 　　元稹出使东川,首先弹劾前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贪赃枉法,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时严砺已死,受此案牵连的7个刺史因此受到惩处,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 　　不久,元稹遭到严砺生前朋党诬陷,被调离到“东台”。上任后,元稹又接连弹劾浙西观察使韩皋、徐州节度使王绍……一连弹劾了几十名地方大员。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由于弹劾河南尹房式,被朝中敌对势力攻击为“专达作威”,调回长安。 　　屋漏偏逢连夜雨。回京途中,元稹到了陕西省华阴县境内的敷水驿亭。按职位他住进了上厅。可是黄昏时分,大太监仇士良正好也出差到此住宿,要元稹让出上厅。元稹自然不肯,结果被没文化的仇士良打了几马鞭,又被其随从一顿暴打,最后还被赶出驿亭。 　　回到长安后,元稹立刻向朝廷报案。可是仇士良是个狠角色,在职20余年,前后杀了二王、一妃、四宰相。小小一个元稹当然不是对手,最后反被贬为江陵士曹。 　　到元和五年为止,元稹确实配得上“刚直不阿”四个字,如果他坚持下去,估计后来明朝的海瑞就不会那么出名了。 　　 　　二、攀上太监官至宰相,在职太短未及建树 　　 　　然而,经历挫折教育之后,元稹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得圆滑起来。在江陵,他攀附上了江陵监军,大太监崔潭峻。这位崔太监似乎有些文学修养,很欣赏元稹的文采。 　　元和十五年(820年)初,宪宗驾崩,唐穆宗即位。此时崔潭峻回到长安,向穆宗推荐了元稹的百余首诗作。新皇帝很是欣赏,下诏升元稹为知制诏。 　　穆宗的赏识,加上与一帮掌权大太监打成一片,元稹从此官运亨通,一度当上了宰相。不过仅仅当了三个月宰相,元稹就因为复杂的政治斗争被贬为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 　　从元和五年(810年)到长庆二年(822年),元稹扮演着势利小人的角色,可惜他在高位上呆得时间太短,没来得及有所作为。不然他的一生也许会因此改写,明朝的张居正不也是靠着宦官成为权相的吗? 　　假如元稹能坐稳相位,继而拿出早年的一点政治激情,焉知不能开拓出一番宏图伟业。一俊遮百丑,有了政绩,攀附太监就只是“小节”了。至于玩弄女性,更不过是“细枝末节”,甚至可以用“风流”来粉饰之。 　　遗憾的是元稹被贬后,一直没有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之后的几年,元稹纵情酒色,无所追求。其作风问题,成了被人非议的热点。 　　 　　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性格决定命运,元稹的性格在其对李贺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元稹兴冲冲地去拜会李贺,被李贺很不礼貌地拒见,还讽刺他是“明经”出身。这事当然是李贺不对,然而元稹日后的报复下手未免太狠。他上奏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李贺应避讳,不得应“进士”试。这卑鄙的一招害得李贺前途尽毁,英年早逝。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元稹的心狠手辣固然是政治运动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可是他心胸过于狭窄,做事不能“戒急用忍”,所以往往导致自己没有回旋余地。做清官时四面树敌,很快被对手打倒。依附宦官后,实力上已经占据上风,又有皇帝支持,却也不能化优势为胜势。过于急功近利,想迅速打倒政敌,结果两败俱伤。 　　元稹在情感上的表现,同样透着下手狠的性格特征。他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对“莺莺”始乱终弃。元稹写过一本传奇小说《会真记》,后来被改编成名剧《西厢记》。经考证,后世大多数名家确信此书系自传体,元稹就是小说中的“张生”。 　　《会真记》故事大意是元稹(张生)年轻时游学蒲州,偶遇远房亲戚――一位寡妇和她的女儿。正值兵荒马乱,这个弱小的家庭流落异乡,生活充满了凶险。恰好元稹认识蒲州守将,于是拜托他为母女二人提供保护。此后元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