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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图景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参差不齐的，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可以从具体且微的角度，选取那??年代的一些社会新闻，用我们的视角，展现那不大为人所关注的另一种社会图景，还原一个更为真切的“五四”。 　　“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五四运动”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一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必威体育官网网址，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并且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场最后对簿公堂的商战。建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界先驱，从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当时的形势下，商务印书馆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报》刊出广告，申明“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但中华书局在进行宣传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纯正的华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务含有日本股份。一时间，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版大鳄之间，剑拔弩张，是为这大时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月9日6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二 　　 　　 　　“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