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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语言观批判 　　［摘 要］ “五四”学人从语言的工具性出发否定了文言的存在价值，但白话文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文言与白话间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只是颠倒了文言与白话的二元位置关系，转向了西方语音中心论，最终导致汉语传统文化的危机。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对“五四”时期的语言观进行了批判，提出利用文言丰富汉语的表现手段，重新建立起对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自信。 　　［关键词］ 语言观 批判 “五四”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几十年代初，中国文艺界和思想界开始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重新全面反思其源头――“五四”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文言”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不少文言的欣赏者与提倡者，转而贬抑起“白话”来，将百年中国文化进程的不尽如人意，甚至包括当代文学创作的某些明显缺失，统统归结到“白话”对“文言”的压抑。 　　“五四”革命者把语言对象化了，认为语言是可以供人们任意驱使的驯循的工具。于是把革命的锋芒指向文言，对其进行肆意的批判和破坏，给汉民族“家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反对文言，主张废除文言，实际上也就是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学的建设和新思想的传播的确需要语言的变化，也必然地会导致语言的发展。但是，胡适等人不是以思想文化的建设为起点，通过西方文化的引进循序渐进式地促使汉语的发展变化，而是直接从文言的批判和毁灭开始，以语言革命的方式切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胡适等人主张，白话文必须明白如话，纯粹书面语――文言一直是白话文运动革命的对象。满清末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三界革命”仅仅是希望利用白话语体通俗浅显易懂的特点，把白话当成启蒙和宣传的工具，并没有打算改变文言与白话间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希望把作为传统文化和文学载体的文言完全彻底地置换成白话，同时把传统文化和文学置换成现代化的西式文化和文学形态。因此，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言与白话间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他们的语言观与前人的文言中心说没有实质的区别。与白话文革命??们相对的是，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古文家们把文言看成是正宗，而白话文创作不过是上不得台面的雕虫小技。双方争论的目的都不过是要确立文学语言的正宗，确定文言与白话间的主从关系。 　　“五四”学人认为，白话才是表情达意的最佳工具，而文言脱离了思想，变得过于僵化。“那些用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需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情感，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从思维和情感的聚集到文言作品的形成，中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语言――白话，要经历从白话向文言过渡的翻译过程。因此，相比较之下，白话是个体口语的表述，更接近真实、纯正的情感和思维，在本质上更贴近真理，而文言则是作为一种间接的外在派生性语言而存在。正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把文言与白话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以另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置换了原来的对立关系，使口语有机会从边缘走向中心，而文言作为传统的书写方式则被放逐到了边缘。但是，无论是以白话为中心还是以文言为中心，都没有改变对立双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质。钱玄同等人在这个基础上，把文言和口语的关系推向了极致。在他们看来，虽然白话与文言相比较更接近口语，但白话也还不完全是语音的再现，于是提出废除汉语，以拉丁化的语言形式取代汉语的主张。从文言到白话再到拉丁化，这是逻辑性推理的必然结果。文言因为不是口语化的书写形式而受到批判，白话因为不是口语语音的摹写当然也应该遭到唾弃。其结果是，不但使汉语言本身面临危机，也使汉语文化整体上遭到否定。 　　对文言的批判以及汉语拉丁化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西方贬低汉语言抬高拼音文字的做法。在黑格尔眼里，中文这种非拼音符号是纯粹外在的书写形式，与内在的语言即由声音直接表现的思想完全隔绝，不能像西方拼音文字那样接近于作为内在语言的思想，以及这内在语言在口头所说的话中直接的表现。因而，汉语被当作原始的落后的语言形态，成为证明西方语言及文化优越性的有力证据。语音中心说与种族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五四”学人却完全以西方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从语言到文化近乎失去理智地转向西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不仅是文字形式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一种话语系统的历史性转换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这种转变已经触及到了文化的深层价值系统，并推动着中国“深度现代化”的完成。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文言的批判以及对欧式语言亦步亦趋的模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中心论献媚式地附和，也是主动文化殖民化的表现。 　　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新、旧两种文学的对决，更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决。在这次交锋中，西方文化凭借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很快就在中国扎根发芽。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走向了一条西化的道路。随着文言的退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