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大药房”里秘密情报战.docVIP

“一德大药房”里秘密情报战 　　吴淞，上海的水上门户和“咽喉”，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中的陈化成抗英，1932年的“一?二八”、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吴淞都是主战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吴淞成为日军的江防要塞、军事重镇。侵华日军驻上海的十三军川本芳太郎部队和海军基地都驻在吴淞。在吴淞及周边地区，布满了日寇的高炮阵地、军火仓库、兵营和其他各种军事设施以及东亚航空公司。吴淞镇附近的江湾、大场、丁家桥还建有日军的军用机场。日军的各种舰艇从吴淞口的黄浦江江面上频繁进出。 　　对我党领导的、挺进在大江南北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新四军来说，掌握吴淞口的敌情，了解日寇的军事战略部署，对于夺取抗战的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 　　 　　吴淞外马路“101”号――抗日军事情报观察哨 　　 　　1941年初，新四军6师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王征明，因病秘密来到位于上海华山路的红十字医院三分院治病。他在住院时又染上伤寒，由上海同仁医院护士朱萍(原名朱先骏)介绍，转入同仁医院治病，住院28天。在这期间，王征明接到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的密信。信的内容是，在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需要了解西自南京、东至吴淞口淞沪一线的敌情。 　　为了搜集在吴淞地区的日寇军事情报，王征明通过朱萍和新四军6师军医张贤的介绍，结识了在吴淞医院工作的朱萍同学徐国璋，了解到徐国璋思想进步，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并对他加以考察。 　　在朱萍的安排下，王征明与徐国璋会面，试探性地了解在吴淞建立新四军情报组织的可能性。同时向徐国璋讲明新四军要了解的吴淞地区等日军军事情报的重要性，以及在白色恐怖下从事隐蔽战线情报工作的艰险。徐国璋表示乐于接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王征明在报请上级同意后，将徐国璋发展为新四军参谋处侦察科直属吴淞地区军事情报人员，并向徐国璋布置了工作任务，要求搜集日军军舰进出吴淞口岸及日军兵营、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机场、军用仓库、军用码头等日军军事情报，并指示用米汤水密写后交给朱萍。后来考虑到安全原因，又改派在上???从事情报工作的张馥辛和徐罔璋直接联系，交接情报。平时，徐国璋把收集来的军事情报秘密藏好，保存在药品盒和打针药水盒内。 　　1941年夏，徐国璋在医院门诊时认识了住在吴淞黄浦江边的失学女青年黄眷澜，当时她只有16岁。徐国璋感觉她聪明好学、有爱国热情，她家的住地又符合情报工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同年12月将黄眷澜发展参加情报工作。 　　黄眷澜家居住的小楼，位于吴淞外马路101号(今淞浦路)。这间小楼，尽管结构简陋，楼面狭窄，但由于面临黄浦江、吴淞口，对于侦察、?望日寇舰艇的进出，十分有利。打开窗户，一眼就看清江面上日舰的一举一动；离小楼50多米的地方，还驻有日寇宪兵队。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观察敌情的“哨所”，等于是在日寇的跟皮底下秘密侦察、搜集军事情报。 　　当时，徐国璋将一架望远镜、一块挂表，交给了黄眷澜，要求她不论白天黑夜都要严密监视江面上日军舰艇的动态，把在江面上来往的舰艇的特定符号、日期、颜色、烟囱大小、吃水吨位等情况及在小楼对面日寇兵营里的人员进出情况，包括兵种、装备、番号、规模大小等，用特定的方法一一记录清楚，交给徐国璋秘密藏好，再转交给张馥辛，由张馥辛转交给新四军扬州情报组的胡绥之，由胡绥之再上报新四军军部。由此形成吴淞(徐国璋)――上海(张馥辛)――扬州(胡绥之)――淮南(宣铎)――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王征明)这样一条隐蔽联络的军事情报网络。 　　不久，新四军军部派六师侦察科参谋兼东南情报站站长宣铎专程来到吴淞，考察吴淞情报工作的实际情况，同时向徐国璋他们交代工作方法：只能用肉眼看，用暗号记，把动态规律摸出来，不能拍照，不能留下任何证据。宣铎还实地察看了外马路“101”观察哨，要求徐国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坚守这一阵地。对于日寇舰艇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的情况，属于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随时掌握，再晚也必须在当天报出；日寇舰艇的出港情况，也要在第二天前报出。 　　1943年夏，新四军参谋处正式决定成立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徐国璋任组长。王征明、张馥辛一起来到吴淞，向徐国璋宣布任命和工作任务。 　　同年10月，徐国璋又将在吴淞医院做护理工的蒋炳强发展为情报人员，要求蒋炳强与隐蔽在日军驻吴淞炮台兵营里做苦工的中共沙洲县锦丰区委书记张伯春一起，收集吴淞炮台以及大场、江湾等地日寇军用机场、兵营等日军情报。 　　1944年6月，经上级同意，徐国璋又将从浙江慈溪逃难到上海，打算去苏北根据地参军的18岁爱国女青年陈达(原名杨春娣，学名杨俊)留下，一起参加情报工作。陈达先是留在吴淞，为取得职业掩护和生活来源，由徐国璋托人介绍打人日军东亚航空公司飞机油箱车间做工，并要求她在工厂结交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