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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二大”会址是如何找到 　　新天地东南角，兴业路76号人流不息。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走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之地。类似的场景同样出现在成都北路上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这两个革命遗址成了许多游客来上海观光的必选。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为了找到它们，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寻访“一大”会址一波三折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56年2月，董必武重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时，泼墨挥毫，留下了上述八个遒劲大字。殊不知，在此之前，为了勘察核实中共“一大”会址地点，上海市花费了一年时间，可谓一波三折。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来年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必须找到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纪念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非常重视。上海市委为此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勘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并告诉他们，此事已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讲好了，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请她协助寻找。 　　杨淑慧首先带他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原来的住家。 　　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杨淑慧回忆，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统楼为书房，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亦是会客开会处，担任编辑的有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并常在此办公或居住。1920年春，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这里会见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5月，毛泽东来上海，也曾到这里会晤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计划。 　　老渔阳里2号虽不是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是《劳动界》周刊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为共产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机关，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因为时间长久，杨淑慧对“一大”开会的具体地址已记不清了。杨重光提出，他看到的材料上记载，会议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建议大家分头行动。沈之瑜请人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中，有没有博文???校的校址。杨重光则亲自访问蒲柏路老居民，在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找到了博文女校旧址，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已成了民居。 　　博文女校是私立女子学校，由进步人士黄绍兰主持，并得到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黎等的大力支持。李达当时接受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工作，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李达的妻子王会晤与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也很熟。 　　文献资料显示，博文女校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临时宿舍，也是活动地点之一。当年，“一大”召开时正值学校暑假，大会筹备组委托王会悟借口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间。“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博文女校的旧址，也就是校长黄绍兰的住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各代表临时舍宿地”，“我的记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 　　寻访工作进行到这，意外寻找到《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两处革命遗址，但中共“一大”会址的具体位置依旧是个谜。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呢?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传来好消息，他手下有一名工作人员，名叫周之友，是中共党员。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只是他与父亲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佛海虽然后来成了大汉奸，但当初是中共“一大”代表。周之友提供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其父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纪实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沈之瑜听完直奔图书馆，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本周佛海的《往矣集》，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完。果然，在书中，周佛海谈到了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说“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沈之瑜约杨淑慧去贝勒路踏看。据杨淑慧回忆，当时李家门前沿马路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他们家里进出是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的影子也没有了。第一次，杨淑慧没有找到会址。 　　此后，杨淑慧又去了几次贝勒路，细细回忆，细细寻访。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终于发现，望志路106号那栋楼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 　　经过反复调查，沈之瑜和有关同志确认“一大”会址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弄堂在贝勒路。它与并排相连的5幢房屋始建于1920年夏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