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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理想与现实 　　 　　腊月二十四，农历鼠年的年关已经临近。 　　陈锡文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候走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这一天是1月31日，作为三农问题权威学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在春节前向外界解读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是连续5年的“规定动作”。 　　此前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将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作为主题，到了2008年，这一主题的变化通过文件名称即可得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与这4个中央“一号文件”时间段吻合的是，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 　　1月25日，权威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粮食生产一般遵循“三平一丰一歉”的5年轮回，连续4年丰收，为近年鲜见；而随着今年中央解决三农问题力度的加大，粮食生产有望连续第5年丰收。 　　 　　理想 　　新文件中，以往“支农惠农”的组合提法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出现在第一部分第二小节的标题：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 　　此前业界有过多年的呼吁，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是“还农民以主体地位”。该权威人士告诉记者，“强农”的提出，显示出农民主体地位正在回归途中。换言之，强者才更有发言权，而不是总被其他群体“支持、恩惠”。 　　中央“强农”的决心，每一个人都看在眼里。 　　2004～2008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业已追平了1982～1986年间的“纪录”。 　　再看5年来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也呈现出直线增长的趋势：2004年2626亿元，2005年2975亿元，2006年3395亿元，2007年3917亿元。2008年的投入，尚需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肯。但据了解，中央财政预算的投入已经超过了5000亿。5年之内，投入翻番，增幅已远超同期的GDP增幅。 　　巨额投入的背后，是“一号文件”连续数年的机制扶持。2006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财政支农收入的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高于上??；2007年，其核心表述未变，投入程度加深为“要继续高于上年”；到了2008年，出现了“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的字样。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显示，今年强农的重点放在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节水灌溉、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等成为中央强农正常的着力点。 　　“现在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水，后者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该权威人士说。 　　这一担忧，在“一号文件”中有多处体现，表现形式多为“加大投入”。 　　例如，“大幅度增加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将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升级改造和小型排涝设施建设纳入补助范围，”“继续把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作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大幅度增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资金投入，健全责任制，加快完成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等。 　　不断增长的投入，是否换回了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在接受采访时，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刘瑞山表示，1999～2007年，黎明村人均年收入从2000元递增至9000元。单以数字论，农民收入确实与政府投入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现实 　　收入只是表象，背后的机制才是黎明村的村民看重的。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者之一曾经前往黎明村调研，在和奶牛养殖户的交流中，他得知，原料奶价格在2007年一路上涨，原来是1.8元/公斤，现在已经达到3元/公斤。不断上涨的物价，正在吞噬着养殖户有限的收入。 　　受到类似影响的，并不只是养殖户群体。1月28日下午，在村支书刘瑞山的办公室，一位李姓村民告诉记者，他的一棚生菜，只能卖到350元，“将将保本”。他的困扰是，“什么都在涨，唯有生菜的批发价没涨”。 　　在谈到西红柿的价格之时，66岁的刘瑞山更是一肚子苦水：黎明村西红柿的批发价只有0.6元/斤，北京市内的零售价却是1.8元/斤。“农业生产有着天生的弱点，收获之后，不卖掉就只能烂掉，批发商就可以趁机拼命压低价格”。 　　坐在刘瑞山的办公室，4位黎明村的农民众口一词：物价上涨一年来，农民得到的好处极少，绝大部分利润都被流通商卷走，西红柿零售价与批发价之间高达1元2角的差价就是明证。 　　散户无法与市场对抗，近5年来已经让黎明村的村民吃了不止一次亏。2004年初，中央花费100亿元进行粮食直补，上游的饲料生产商就迅速瞄上了这块巨额投入。随即，饲料价格普涨，尤其是一些没有替代品的精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