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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虎:用“地图”让城市更美好 　　在地理学的定义中，地图是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的数据集成、分析表达的一种方法、技术和理论体系。尤其是当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后，地图就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关于堵车的起因，有人说就是因为车多路少。可是假如你去过香港或者日本，就会发现那边的道路更窄，车也不少，但拥堵情况要比北京好很多。事实上，除了平壤，世界上大概再没有一个城市拥有北京这般宽阔的机动车道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每天还堵得死去活来呢？ 　　一些平时经常思考的读者这时候应该会联想到一个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有多重要？看看周成虎院士怎么讲：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规划规划，赶不上变化。生活在北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天通苑，我们也把它叫睡城，每天有63万人睡在那儿。早晨，我??就像赶鸭子一样被赶出来，到了晚上，再回到那里去。5年之内，城市的交通堵塞不堪。这就是我们说没有搞懂一个城市里面的情况。” 　　换句话讲：如果天通苑不被设计成一个超大型的功能单一的住宅区，而是在周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各种配套设施如医院学校等，每天早晨就不会有那么巨大的人员流动量，周围的交通状况就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而近年来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地方政府一直在强力推进的北京“去功能化”，实际上也是对几十年来“拍屁股式”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的一种补救。 　　地图中的大数据 　　你以为周成虎是搞城市规划的？并不。周成虎的专业是遥感地理，但他显然是对城市规划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因为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只有用遥感地理的海量数据支持，才能做出合理而完善的城市规划。在周成虎的设想中，如果人们能将地图作为一种方法论，去处理、分析其中的大数据，就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科学发现。 　　大到自然灾害的预测和灾后处置，小到一个公路收费站的位置，无不与遥感地理息息相关，而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副理事长的周成虎，就是我国环境遥感领域的带头人之一。 　　“地理学是万金油” 　　地理学与交通、工业、人文、城市等领域交叉，就能演变成新的学科。周成虎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利用人们的手机信号，找到人口流动的变化规律，进而去研究城市的土地利用状况，探索城市动力特征。 　　“这其实就是一种地图。”在地理学的定义中，地图是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的数据集成、分析表达的一种方法、技术和理论体系。尤其是当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后，地图就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比如，若人们能够画出节假日期间人流、物流地图，就能找到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若掌握了中国和邻国之间贸易、外交往来的地图，就能探寻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趋势。 　　“出名要趁早” 　　周成虎一路走来，似乎总是在搭“早班车”――16岁考入南京大学；25岁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成为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32岁担任中科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同样是当时最年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49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器不一定晚成。 　　但是周成虎却总说“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他说：“有太高的目标不是件好事，做事情要根据难易程度循序渐进地做。”对抱着这种人生态度的周成虎来说，很多“好事儿”似乎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周成虎说，自己的成长得益于多位导师和前辈的悉心栽培，“我们上学那会儿，每位导师带的学生都不多。我读硕士时，研究组里有6位老师，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我很幸运，虽然我的导师是汤奇成先生，但组里的每一位老师都像导师一样教导我、关照我。” 　　那时候北京还得凭粮票买粮，每人每月32斤的定量供应，其中只有6斤大米，其余大多都是粗粮。这让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周成虎很不习惯。为了让这个年轻的学生生活得好点，每位老师都把自己家里本就不多的细粮分给他一些。这点滴的恩情，令周成虎至今不能忘怀。 　　生活上的帮助还是次要的，在周成虎眼里，更重要的是每位老师都亲自传授给他一些珍贵的知识和经验。“我自从进入中国科学院，就天天跟几位老师呆在一起，亲眼看着他们是怎么做研究的。这些老师都非常敬业，野外调查与观测认真细致，对室内样本测试数据处理倍加仔细，绝不放过任何一点错误。就是这种言传身教，让我对科研工作有了真切直观的了解。”周成虎的英语底子很好，一些老师把他们论文的中文摘要写好后，就交给他翻译成英文。“我经常很自豪地开玩笑说，我们组所有的论文，第一个读者都是我！” 　　老师们对周成虎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到硕士毕业的那年，周成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继续攻读博士。幸运的是，周成虎这次又遇到了一位大师――我国现代地图学、遥感科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奠基人，一代学术泰斗陈述彭先生。作为陈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周成虎学到了很多东西。就这样，一位又一位优秀的老师，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