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立场”到“草根情结”40年高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社会学分析.docVIP

从“精英立场”到“草根情结”40年高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其政策价值取向呈现出由全然的“精英立场”向显露“草根情结”的转变。究其原因，这种转变是在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背景下，由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结构变迁共同催生而成的产物。然而，高考政策的“精英立场”与“草根情结”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形成二元悖论。当前，面对中国社会呈现倒“丁”字型结构和阶层固化日趋严峻以及社会公众公平公正诉求日益高涨的局面，高考政策应当摒弃过去那种仅仅以“人的素质”为筛选尺度的“精英立场”，避免政策成为社会精英阶层掠夺底层草根群体的合法化工具，应当将“人的需求”和“人的素质”作为共同的基准，在选拔国家建设所必须的社会精英的同时，给予草根群体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匮乏形成的社会原因的考量，更加关注社??底层的诉求和夙愿，为草根群体搭建实现社会流动的公共通道，实现高考政策“精英立场”和“草根情结”的均势。 　　关键词：高考政策；价值取向；社会分层；精英立场；草根情结 　　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伴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推进以及社会结构的革新，高考逐渐被演绎为一种隐匿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制，由原来被认为是嵌入教育场域的公民个体话语，逐步超越学校边界而转变为一个涉及阶层流动的公众社会议题。如今，当“改革”成为高考政策强势建构的特质和满足公众诉求的标识时，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公共权力部门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症候。在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之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高考政策的演变历程，诠释高考制度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将是今后科学公正地优化高考政策，促使高考对中国社会进行合理分层的可能路径。 　　一、40年来高考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历程：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见证 　　高考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更是一种社会分层机制，“选拔什么样的人”和“怎样选拔人”的价值取向既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诉求，也形塑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流动。纵观高考改革史，高考政策价值取向在过去40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一）高考政策“精英立场”的确立（1977-80年代中期）：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社会结构转型的诱发 　　建国初期，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规制下，以“集体化”和“均等化”为分配原则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用暴力革命和低息赎买的方式，将农村土地和生产工具均分给农民，消除地主阶级，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公有制的同时，也使得政治身份取代经济收入成为标识中国公民个体差异的准则。而此后大规模开展的整风、整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则又用“右派”、“有严重历史问题”等“政治带帽”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新中国社会结构由“政治-身份”分层的格局，彻底颠覆了过去旧中国社会结构由“经济-声望”分层的局面，最终将新中国建构成为一个由干部、工人、农民构成的非财产型三阶式社会结构[1]。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和事实均昭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建设根本难以适应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工业化发展需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政治生活向经济建设转型则成为文革后全中国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共识。这种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体制转轨直接招致国家对公民个人财产的承认和社会经济分层方式的确立。显然，当社会转型和经济分层需要由政治言说和思想话语转化为策略行动和国家实践时，以往那种以家庭出生与阶级身份为标准选拔出来的学生和以政治理论知识与农业生产劳动为教学内容的高等教育难以为中国社会向经济转型供给所需的建设人才。在经济境遇下，科学知识成为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和决定力量，并不断重塑着社会理念，重构着社会语境，其结果是使得中国选拔建设人才的标准由政治身份转向知识素养。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就是国家实现人才选拔标准由单位根据政治身份推荐转向凭借个人知识考取的实施策略。只是鉴于当时由救亡图存和寻求民族独立以及文革浩劫等历史因素而造成的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知识理论匮乏、科技创新停滞的状况，高考制度恢复初期，统一命题、文理分科、逐步提高外语成绩的录取分值、分地区定额录取等政策改革均是围绕“知识多寡”的尺度来选拔“知识储备型”精英人才所做的尝试，形成一种“知识记忆型”的“精英立场”。 　　（二）高考政策“精英立场”的巩固（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驱动 　　80年代以后，中央“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发展策略的确立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奖金制”等分配制度的实施，开始从实践层面重构中国社会形态。特别是1984年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适当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承认雇工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