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院士”.docVIP

“农田院士” 　　提起中国杂交稻研究推广的贡献，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袁隆平。其实，还有一位科学家，在杂交水稻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比肩袁隆平。这个人就是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院士。 　　朱英国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和植物遗传研究。“让世界远离饥馑”，“为天下苍生饥寒终身奋斗”，是他一生追求的梦想；他培育的“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为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杂交水稻种质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候鸟生活” 　　1939年11月，朱英国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东部罗田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朱英国念过私塾，他曾是儿童团的一员，给八路军放过哨。为了家庭生计，小英国砍过柴、放过牛、种过田，一到假期，他是父母干农活的得力助手。 　　在念中学的时候，朱英国心里就埋下了一粒梦想的种子：“要当一名农业科学家。”1959年，朱英国如愿考入武汉大学。当初，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说，“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进入大学不久，朱英国就赶上了那场席卷全国的惨烈饥荒。这场饥荒在他心中留下了长久的悲悯，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少年时的梦想：“让国人远离饥馑”。 　　在那个人人争先恐后跳出“农门”的时代，朱英国一跃而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令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1964年，25岁的朱英国从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投身于粮食大国最紧迫的课题――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祖国的天涯海角――海南岛。朱英国说，“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 　　从这个时候开始，朱英国过起了“候鸟生活”，他成了海南岛的常客。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多年来，朱英国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水稻候鸟”，不断追逐着田野里的春天。 　　在海南的日子充满艰辛。朱英国和助手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科研小组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这里没有电灯，每吨顿吃的是粗茶淡饭，“至于肉食品，那更是难得吃到一次。”他的助手回忆。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他们还遭受着南方特有的蚊虫毒蛇的威胁。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朱英国和同事们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他们常常手持长杆，和田鼠激战。 　　朱英国的老师杨弘远院士说：“在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一个看似不适宜农业研究的地方，朱英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怀抱一个梦想，甘之如饴。” 朱英国们是一群非常单纯的人。因为单纯，对科学也就格外执着，而这种执着，在周围人眼里多少有些另类。上世纪70年代，在海南育种必须要从湖北调拨相应的粮食指标。有一次，他和助手到有关单位去办理调拨手续时，办手续的人员从镜片后抬起眼睛，仔细打量着他俩，颇为吃惊又有些不屑地说：“好好的武汉大学，放着书不教，却跑到海南种田，你们傻呀？” 　　“候鸟”之旅，是艰辛之旅。顺利的话，路上也要花一个星期。稻种、棉被、蚊帐，肩挑手提，每人要带100斤甚至150斤行李。朱英国们一路坐火车再坐轮船，一个星期才能到达海南陵水县，有时连个座位都没有。 　　在海南岛进行科研，决非一件轻松好玩的事情。为了获取科研数据，朱英国和助手们站在水田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南国火辣辣的太?透过草帽直往头顶钻，汗珠不断线地流淌。尽管条件艰苦，但是育种却来不得半点马虎。数千个套袋、一千多个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头，用细镊子取出6个花药，套袋，抖入另一品种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整个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一个组合要这样做十多个穗。到4月，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摘下一粒粒谷子，把整理好的种子再带回武汉赶季播种。 　　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了几天。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等人收下近200公斤稻种，来不及晒干，就日夜兼程赶回湖北。两天两夜后抵达湛江的时候，他们发现，稻种已开始发热，但是，仓促间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而没有《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是不允许他们通行的。 　　此时的朱英国，全身脏黑，眼窝深陷，疲惫而又焦躁。如果再耽搁半天不能上火车，几年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当朱英国几次三番恳求湛江站负责人放行却屡遭“刁